4、器乐打击在川剧界独树一帜。“泸州河”川剧为更好地表现剧情，塑造人物形象，十分讲究锣鼓、唢呐的运用。尤其是在高腔戏中，要求飞、钻、重、犯、合同、尾声、尾煞、转煞，要做到板眼明亮，套打清澈，轻重入理，文武有序，变调自然，喜怒哀乐以乐动人。如《三跑山》一剧的孤舟令，属流水腔的主腔，“泸州河”则按流水腔完成此剧，而不用别的河道的江头桂为主旋律。

    因为用流水腔更适合剧中人离家逃祸、露宿荒野之情。再如《钟馗送妹》中，“泸州河”打的是挂板扑灯蛾，合同转三查子，中间再套品锣儿，道士令，一气呵成。第二，讲究对不同的戏要安排不同的锣鼓，每演出一台戏，必须打10余支以致数十支不同的锣鼓牌子和唢呐曲牌。第三，在演奏方法上，强调紧松快慢，抑扬顿挫，快如万马奔腾，细似小桥流水。风、云、雷、雨、雪，朝王鼓、摧军鼓、更鼓、升堂鼓、摧卷鼓、杀场鼓，层次分明。

    在鼓点锣鼓上，更为讲究，把水荷花分为挂板水荷花，大打水荷花和双杆子干打水荷花；风车子分七、八、九锤，各打不一；亮子分快、慢、烘、提；不论是文场武场，一律“借母怀胎”，自然韵律的转换使用在不同的地方，使锣鼓更具活力，有效地同舞台上的不同剧目和人物结合起来。第四“泸州河”的打击乐要求大锣要能打出七个半韵(半音)，以更有效地烘托出剧情环境，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自“泸州河”川剧形成以来，通过一代又一代川剧人的探索、承传、创新，使这朵艺术之花越开越灿烂。其中，陈艳卿、罗桂廷、曹俊臣、胡玉廷、邱文成(邱志愚)、张志举、韩成之、吴志渊、李惠仙等老一辈艺术家，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曾荣华、胡春甫、丁德超、唐惠珍、杨松林、何伯川、罗玉瑞、谢鹏飞、杨世秀、牟天龙、陈家玉、高通文、毛玉楷、林辉光、刘素彬、李湘培、仲俊康、曾静仪、杨文新、刘云深、刘金魁等一大批著名川剧艺人为“泸州河”川剧艺术承传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祝康宁、孙洪章、苟方云、陈明威、余开源、周绍修、王洪波、刘顺斌、林昌亿、毛世君以及张韵华、夏光玉、简素华、沈均怀、温元璋、刘仲华、童祥铭、文明星、童小玲、肖燕、杜光裕、张远兰、袁中华、张永年、袁世清、廖炎文、巫长富、施昌全、夏昭武、陈永寿、黄存玉、王元柱、王培蓉、高玉华、陈启芳、李洪书、黄大祥、万思玲、许桐生、李仲杨、毛正君、苏家林、谭永炀、罗永廉、欧林春、徐永富和由泸州专区戏训班整班组建的宜宾地区青年川剧团的人员，都是“泸州河”川剧艺术的正宗传人，他们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发扬光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且喜这批人绝大部份仍然健在，不少人还在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发展贡献余热。八十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泸州地区各川剧团先后办起了戏训班，招收了一批青少年学员。这些人在“泸州河”川剧艺术的熏陶下，奠定在坚定的艺术基础，涌现出了陈巧如、孙勇波、刘萍、崔光莉等川剧艺术的拔尖人才，先后获得国家级大奖——全国戏剧“梅花奖”。还有阳运志、刘光树、包靖、沈敬东、刘蕊梅、文莉、雷敏、张怀玉、陈艳丽、刘淑先、岳田霞、梁应平、张小红、曹江涛等，在全省川剧比赛中获得奖励，成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新秀。

　　如前所述，“泸州市”川剧艺术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曾经辉煌过很长时间，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川剧艺术人才，为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满足群众文化生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必将严重危及到现在剧团的生存，导致这一优秀艺术流派的迅速消亡。

　　首先，人员老化，艺术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就泸州地区而言，八十年代后期，剧团减少一半，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多。仅存的市川剧团和合江、古蔺两个县川剧团自八十年代初招过学员后，已连续20余年未招生。其间虽接收过几个外地来泸州年轻演员，但比起人员老化和流失所形成空洞来看，差距甚大。目前，市川剧团仅有在职职工59人，最年轻的已有30几岁，40岁以上的达28人，几乎占了一半。演员阵容中须生、净角、丑角三个行当无接班人，同时无专职鼓师、无编改人员。两个县剧团的境况更差，连坚持日常演出都很艰难，实际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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