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师寻宗上党乐户

　　说“上党八音会”不能不提“上党乐户”，两者无论从职能、形式和服务的目的上讲，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仅是称谓的变化而已。称谓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割断，文化的传袭就是这样的神奇，影子是影子，骨子里的东西是抹不掉的。“上党八音会”发展到今天，已全部承袭了“上党乐户”的衣钵，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讲，它都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上党八音会”正是“上党乐户”的历史再现。

　　“上党乐户”是职业乐人，他们代代相传，自成体系，户与户之间密切相连，艺不外传，就连娶妻嫁女也都是在相互之间进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从商周到汉唐一路走来，到清雍正年间止，“乐户”这一称谓已有了近2000年的历史。

　　古代封建统治者受儒文化的影响，在管理国家的事务中，对两项大事非常重视：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祭祀，谓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要擂鼓鸣金助威，鼓号齐鸣造势。壮士气，扬军威，离不开“乐”；祭祀活动推崇的不仅是神，更重要是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为凸显其重要性，祭祀的整个过程也离不开“乐”，“乐”重要了，“乐人”“乐户”也就重要了。所以，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乐人”“乐户”；有祭祀的活动，就有“乐人”“乐户”。

　　操持这些“乐”的人们，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受人尊崇的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士大夫阶层，都因礼的重要而对“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百家论乐，习乐之风盛行。因而可以断定这些“乐人”就成为最早的“乐户”雏形。

　　“乐户”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魏书·刑罚志》有这样的记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及脏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为乐户。”这些刑事犯的眷属原来并不以此为生，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被强行习乐。一旦进入乐籍，成为乐户，便有别于平民百姓，更没有了人身自由，终身成为官府从事与乐相关的在册人员，这就是最早的“乐户”。

上党八音会《潞安鼓乐》

　　上党乐户的最初形成

　　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大小战争无数。上党从秦时设郡始，历经了2000多年，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在各朝各代中的重要性。朝廷往往指派皇亲国戚及因功而进者前来镇守，这些人中很多都有藩王之类的头衔。从京城来地方后，其礼仪、宴食等方面都需要有专门的群体为之服务，所以王府中也就肯定有了乐户的身影。加之地方官府和军中的乐户，这也是有一定规模的乐人群体，像唐玄宗在登基之前曾任临淄王和潞州别驾、明朝的沈王府也在长治等。据《襄垣县志》记载，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龙以功告老还乡，皇帝赐乐工数人，专为其祭祖和娱乐服务。明洪武年间壶关县出了一位杜丞相，告老还乡时皇帝也赐了一班刘姓乐户，其后人至今仍在从事“八音会”这一行当。随着朝代的更迭等原因，这些乐户孑遗在本地居留下来，成为乐户的后人。

　　朝廷政权发生变故，原来的一些宫廷乐人或者一些王权贵族家庭眷养的乐人受主人连累，被罚派遣送，随主人移民而来。

　　这些乐户到民间后，一身的乐技成了他们的生存之道，在和民间的俚曲小调、杂耍百戏相结合后，继而又促成了地方戏曲的产生。所以，上党乐户不仅善乐，还会演戏，像队戏、参队戏、傩戏等。各乐户间行当也相对固定，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资料，但是通过口传心授留下的段子也不少，这是上党乐户和其它地方乐户所不同的，这些段子是研究上党文化发展史乃至于中国戏曲文化发展史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是典型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上党八音会《潞安鼓乐》

　　乐户从隋唐设立起到清雍正年间止，经历了近2000年的历史，这一群体见证了历史的演变，也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因为各种原因，乐户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一直都非常的低，倍受社会各阶层的歧视和压迫，属于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整个社会群体被冠以“王八、龟家、行道、吹鼓手等”。例如：“王八”这一称谓原来是说“忘八”，忘记了“忠、信、礼、义、廉、耻、孝、悌”这八个字的人群，民间有这样的顺口溜：“头戴七折八扣，身穿有领无袖，脚踏五蝠捧寿，手拿一尺不够。走在大街，排成两溜，锅旮旯火，棚匠伺候。干在人前，吃在人后。”清雍正年间废除乐籍制度后，这些人在民间仍操持着旧业，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为人欢唱，替人悲伤。

　　现在一些“乐户”的后人已和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绝大多数人仍旧干着老本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不多，艺人们大都以口传心授的形式将肚里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很多东西也已经失传多年。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能熟背“四十大曲”“小令三千”的人已经没有了，连80多岁的老乐人周金水(长治市郊区暴马村人)也只能诵出近200首曲子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式挖掘整理工作，“上党八音会”到我们这一代就有可能失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