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受伊斯兰教音乐影响较深，这和回族的本源和宗教信仰有关。因此伊斯兰音调对于回民来说并不陌生。但由于受生活习俗、方言声韵、演唱习惯的限制，便很自然地把他们所熟悉的地方音调揉了进去。所以他们的唱诵音乐，既保留了伊斯兰音调中的原汁原味，但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地方性音素和回民音乐成份，形成了以伊斯兰音乐为主调的音乐变体。而回族民间音乐一方面受到伊斯兰宗教音乐的影响，另—方面也受到与之相邻民族的民间音乐的影响。影响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民族音乐的个性，形成回族民间音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民间音乐的普遍性、群众性和深入人心的程度，以及其对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影响，又是伊斯兰宗教音乐不能相比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回族民间音乐—直紧密地伴随着回族人民的劳动、生活，是他们抒发感情，表达理想愿望、消愁解闷和自娱自乐的手段，是他们心曲的诉说。
 
　　流传在甘、宁、青一带的部分夯歌、船夫号子、牛佬佬调、小调等回族民间音乐，有些曲调强调了“角”音，有些曲调强调了“羽”音，有些曲调则呈现了“角”“羽”调式的对置，这些曲调显见受到一定程度的伊斯兰音乐的影响，同时也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音乐。
 
　　西北一些地区回族人民在婚礼及节庆集会活动中演唱的一种民间传统仪式歌，群众称之为宴席曲。宴席曲主要在回族中流传，在与回族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撒拉、保安、东乡族中也有传播。

辛勤创作的赵福朝对宁夏民间花儿后继乏人不无忧虑。

 
　　在认识回族音乐中，概括起来讲，是否应该是这样一种思路：回族的先民来自于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伴随回族的迁徙，必然会带来原居地的音乐文化，而新衍生的音乐，仍会带有原来母体的胎痕；伊斯兰音乐是在融合阿拉伯固有音乐、波斯音乐、希腊音乐、印度音乐中逐渐形成并获得发展的，其主要形态特征是多呈“羽”、“角”、“宫”调式，在旋法上多呈二度近关系模进音型；伊斯兰宗教音乐是伊斯兰音乐的一部分，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以极大的渗透力影响着中国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如维吾尔、回、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的民族音乐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伊斯兰音乐的成份；中国回族音乐是在继承和发展伊斯兰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成份而逐渐确立了自身民族音乐的风骨；部分呈“角”、“羽”调式的夯歌、船夫号子、吆场歌、牛佬佬调、“山花儿”、“干花儿”、宴席曲等，基于其带有伊斯兰音乐的遗韵，所以具有着回族本体音乐的性格，在确定回族音乐风格，发展回族音乐的主体走向中，应当将其作为创作音乐作品的依据、素材、动机，并且融入当地的音乐元素，以形成中国回族独具的音乐特色。这种音乐不仅具有中国回族的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穆斯林的共同性；流传在甘、青、宁、新一带的大多数“花儿”，特别是“商徵”型“花儿”，是多民族、多地区共有型，是汉、回、撒拉、东乡、土等民族共同拥有的音乐品种。

回族传播花儿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一、回族与花儿的关系
　　
    十三世纪初叶，由于蒙古军队大规模西征，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被迫东迁，他们便是中国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这些人多为工匠、农人和商人。《元史译文正补》曰：“太祖以康里兵三万，一夜尽杀之，取工匠三万，分予各营”⑴他们被编为“探马赤军”或“西域亲军”，先后参与了灭西夏、金及南宋王朝的战争，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元兵夺取政权、统一全中国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之后，元代统治者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对其实行了所谓以军养军政策。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⑵从此，这些回回军士中的绝大部分人改业或转业，开始了在荒芜土地上“屯垦牧养”的历史。“从六盘山到黄河的宁夏地区和甘肃的河西、五条河等地，是一个主要的农垦地区。”⑶这意味着回回先民已由动荡的军旅生活逐步过渡为“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从而实现了背离故土之后的历史性转折。

“花儿”和荣誉，令赵福朝眉开眼笑。

　　
    到了明代，一方面原有回回人口得到繁衍，另一方面又有大批“西域回回”归附，“屯垦牧养”的领域继续拓展，商业经营初具规模，“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已显示出来。据吴景敖《清代河湟诸役纪要》说：“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又据《甘宁青史略》等记载：清代的甘肃河西各县及临夏、临洮、清水、徽县、陇西、甘谷、天水、平凉、靖远、景泰，宁夏的固原、泾源、海原、吴忠、银川，青海的西宁、乐都、互助、大通、民和等，皆为回族居住最多的地方。⑷经过300年的演变融化，回回的“寄住”性质得到根本改变，他们在大西北有了相对确定的生存空间，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形态。这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物质基础。回回为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生存发展，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民族语言，而将汉语接受为自己的共同语，同时，作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民族感情非常浓厚。因此，明代中叶以后，史书中出现了“附籍回回”、“归化回回”的记载，这其实就是对回回族体的称谓，也就是说，回回作为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
　　
    那么，包括回族在内的多民族中流传的花儿形成于何时?它的主要传播者是谁?主要流域又在哪里呢?先让我们从两首诗谈起。

    其一，清代诗人吴镇在他的诗作《我忆临洮好》(之九)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