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礼俗

    通过对这场丧葬仪式的描述，鼓吹乐的“娱人、娱神”之社会功能性就彰显在我们面前。

    “娱神”的音乐是在“神”的牌位前——灵棚演奏的，如安神礼。为神演奏的音乐是庄严肃穆的，所以用乐要传统、完全程式化、不可随意增删，否则就是对神大为不敬。这类音乐可分为两种：一是唢呐主奏，用于孝眷在行礼的间隙，音乐是与礼相“司乐者作××乐”口令发出的同时演奏的，有肃静乐、整齐乐、将军乐、迎神乐、侑食乐、送神乐之分；二是竹笛主奏，配合孝眷的行礼以及众亲友的吊唁，以《开门》曲牌系列为主。

    “娱人”的音乐是远离“神”的牌位、淹没于围观者叫嚣声中演奏的音乐。这类音乐在两种场合演奏：一是迎帐子时，其服务对象是客人，所以均是让客人为之动容的乐曲；一是在舞台上的演出，服务对象是广大村民，以演唱取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戏曲、歌曲为主。由此可见这种“娱人”音乐的功能性非常明确：让人身心愉悦。当这种功能达到以后，它产生的影响就随之而来：乐人从客人满意的手中得到封赏；主人从群众满意的表情中得到赞赏；群众从乐人满意的表演中得到欣赏；乐人从群众满意的喧嚣中得到褒赏。

    正是由于鼓吹乐的这种社会功能性，才使得音乐被礼俗接纳，礼俗的社会功能性则为音乐的融入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从鲁西南鼓吹乐的生存现状引发一个思考：为什么鼓吹乐为什么会在这片田野大地上如此繁衍昌盛？

    这样的仪式在鲁西南这片土地上其实天天都在上演着。我震惊在此一个丧礼要举行若干次才能表示对传统的尊重、每个人行礼近百次才能显示其虔诚，难忘本文所记载的这场仪式是在一个院墙是用玉米秸搭起的院落中向世人昭示其孝道的；我震惊鼓吹乐在当地人们心中的位置：每逢婚礼、丧礼、庙会、开光等必须要请鼓乐班，这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破坏了规矩就是违背了祖训、背离了传统。鼓吹乐、鼓乐班已成为鲁西南地区文化、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许多场合，当乐班休息时仍有录音机通过扩音器播放着人们爱听的戏曲与流行歌曲，我们顿感疑惑：仅用录音机放不好吗，既省钱又新潮，但人们说那样做会受到众人的鄙夷，鼓乐班不可或阙。由此看来，鼓吹乐班社以及由其承载的音乐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在当代竟亦是如此。

    中国音乐与“礼俗”之间的密切关系，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礼乐”之制。此制度自相传的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虽然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却至今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各样的礼俗，正是中国传统音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与依托，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将传统音乐反映到文化层面上，礼俗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把中国音乐放置到各种礼俗中去观察、研究，似乎更能揭示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

    正是礼俗承载，才得以世世代代传承、才使得鼓吹乐找到他生存的土壤。尽管传承是个动态的过程，但礼俗的积淀与稳定的特点，使得传统在变与不变中延续。经过文革的洗礼，礼俗从其曾被戴上封建迷信的高帽而被世人惟恐避之不及到逐渐被社会、人们所接受直至当今礼俗得以回归。正是传统的回归才导致了现在如此的繁荣景象，才有这么多的班社、这么多的需求。而这种非主流文化生存的传统在与都市、专业院校、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有着极大反差的碰撞与共生中生生不息的延续着。

    鼓吹乐的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一个开放的、紧跟社会步伐、反映时代变革的体系。历史上由军乐到俗乐、由“非统军之官不用”到“遍于国中”，在于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现实中一个乐班既娱神又娱人、既完成礼俗又亲近乡民、既容纳传统又接受流行，正是这种多重功能性使得鼓吹乐有融乃大、与时俱进，在当今时代大潮中依然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既保持传统的一面又具备时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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