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浙南夹缬工艺人

    上海长乐路的一个弄堂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久保玛萨主持的“中国蓝印花布馆”，浙江的夹缬是该社的商品之一。

    三年前，我们曾想直接到浙江的南部去寻找夹缬的生产作坊。经过信函的联络，温岭、台州黄岩地区的文化馆、文化站都异口同声地回函说：这种夹缬生产已经没有了。时间到了一九九七年十月，通过上海的“中国蓝印花布馆”，知道他们的夹缬来自于浙江苍南县宜山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于是依靠电话的联络，首先通过温州电信局查询台，查到宜山镇文化站的电话。而该站的站长先生听说我们寻找的是一种传统民间工艺产品，马上说：凡属生产性项目，都属于“工贸办”管理。他恰与当地“工贸办”的一位负责人赵先生熟识。他最后又告诉我们：湖广店村都是搞印染的，有一位戴美羲可以先联络。于是我们又有了戴美羲的手机号。一拨打，顺利接通，只是他当时身在宁波。他听到我们关于“夹缬”的生产情况介绍时，竟一口应承，并说他们湖广店村乃是夹缬生产的正宗传人。凡是我们能够提出的问题，他都能够一一办到。最后他要我们去当地面谈。显然，他有点误会，把我们当成是下订单的客户了。

美丽的唐代夹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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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双管齐下，同时又与上海的久保玛萨和宜山“工贸办”赵先生联络，几经反复，终于知道宜山八岱村有一位薛先生就是供应上海夹缬的生产者。

    传统的夹缬在文字记载上久已湮灭。然而，现在宜山湖广店村戴美羲先生却有问必答，八岱村的陈康算师傅也讲得头头是道，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夹缬的现状是不是保存完好？不禁使我们有些怀疑。

    于是先期派请专人去作基本情况的了解，探得虚实，再作决定。于是有了后来的二下、三下宜山，由宜山又到平阳瑞安龙湖镇，见到已故制版人苏尚贴老师傅的后代传人——陈花和苏立洲；再到乐清白石清水垟，请制靛人钱胜华示范靛青制程，把有关夹缬生产关键环节的人和事都一一“对号入座”了。

    到宜山

唐代树下立羊图夹缬屏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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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山镇位于浙江南部和福建福鼎交界处，行政辖区归温州苍南县。在这一带，温州算得上是大城市。它位于瓯江流入东海的顶端。记得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就流传着一句话：“要想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样，只要到温州看一看。”语气中充满着对“温州”的鄙视。说来也怪，凡派驻到那里的“革命派”也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立新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改革开放，温州很自然地成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今天的温州人自诩是“中国的犹太人”，这是因为他们以精于经商而自豪。他们的经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走出国门，跑到欧洲去打拼。曾有报导说，现在杭州机场上经香港飞往欧洲的班机上的乘客，十有四五是温州人，而且都是年轻的先生和小姐。报导说，现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已达十万，数量大大超过上海人。

    我对这则报导起始信疑参半，后来有一次去看望三十年代留学法国的画家秦宣夫先生，提到这条报导内容，不料却引出秦老一段有关温州人在欧洲生意场上的历史表现。他说，在他留学法国的时候，巴黎和整个欧洲都有不少温州人在经商，在欧洲各国他们都有自己的行帮组织。由于市场竞争原因，某个行业的温州人有时会被法国的同业们要求限期离开巴黎。然而他们也不惊慌，一边收拾门面，一边拍发电报给比利时等地的老乡。择定一地后即买票驱车登船而去，接应的对方也必定有专人在码头接人，组织工作相当有条理，从容自在得很。至于为什么会被同业限期离境，原因大都是在仿做某件产品，有“假冒”之嫌；被同业发现，认为“知识产权”被侵犯，当然不能允许。联系到现在，温州地区发达的印刷行业中仍有不少在仿印“茅台酒”之类名品的标签和包装，在当地墙头广告中甚至还有承印各种“防伪标识”的项目。当地政府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只是“假冒”的习惯和势力历史悠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是一朝夕间可以完全改观的。这一切说明了温州地区的人是极擅于“模仿”的。

    从温州到宜山有近三个小时的汽车路程，出温州南下至瑞安，过飞云江到达平阳，再过鳌江至萧江镇，向东折去，即到达宜山。在地理上，它已经属于南雁荡山的山脉体系中。对外不通火车，只有市级、县级公路相连。两车道的路面宽度有限，一路过去，只见道路两侧摊放着遍地的纱线，民居、商店的山墙壁上不时出现“海德堡”、“电脑制版”、“彩色凹版印刷”的大字广告。路旁间或看到一根根石质方柱，柱一般为二十五至三十厘米见方，高一百七十厘米左右。柱面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听司机说，因为此地出过车祸，竖立此柱，一方面是向菩萨祈求行路安全，另一方面是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它的功能等同于国内的?。这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在这么长的行车途中，确实没有见到一个交通警察的身影。

    宜山是一个小镇，面积不到二十四平方公里，人口不满四万人，流动人口约五千。从金乡北向流入鳌江的河流绕镇而过，南雁荡山余脉盘亘在镇西南。山光水色中，镇上的人群却永远是那么忙忙碌碌，河流中机动水泥船的马达轰然而至，又倏忽而去；桥头路面上的载货车你来我往，载人三轮车则三五成群伫立，等候乘客。从我们住宿的“宜龙酒家”的主人到镇上所见的人群，不难发现活跃在整个镇上的人以年轻人为绝大多数；而“宜龙酒家”往南的住家中几乎都有纺织的副业生产，机轴喳喳，不绝于耳。主机者又以老年人为多。在镇上北面大街上有一家专做厅堂楹联、横匾的“河川底”籍的“专业户”，自称手艺是五世相传，主持业务者都是年轻人。楹联、堂匾都用传统苎麻作底，以大漆复髹。覆上书法字幅，印写在漆面上之后，用平刃刀刻出轮廓，于是在黑漆（大漆暴露在空气中氧化，色泽呈“漆黑”，没有反光）面上出现浅灰白色的空心字。根据客户要求，可以进一步加工填朱砂，或贴金箔等等不同加工样式。从堂屋中的加工件看，生意相当不错。就在这样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相当活跃，又能够相对保留着某些特定的传统工艺的环境中，“夹缬”工艺就藏在镇郊不远的一个小村落——八岱村中。

    八岱村的薛老板和陈师傅

    八岱村的薛老板，名叫薛勋郎，今年五十六岁，宜山八岱村人。他家原本务农，父辈开始做水产生意。薛勋郎服完兵役，于一九六八年退伍返家，因为人事关系不顺，在当地想寻找好职业很是困难，只有继承父业搞水产。当地濒临东海，距海岸只有两里半的路程，海产丰富，一年下来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发财致富的人家很多，一万多的年收入不值一提，薛勋郎也想出去闯一闯，就千里迢迢来到贵州一个战友的家中。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施子昂老先生，施先生在五十年代时期曾任上海纺织研究所的所长，年轻时留学欧洲，之后回国效力。没想到一九五七至五八年被认定为“通敌”的右派分子，押送到贵州服刑。他与薛勋郎认识后，向薛勋郎建议搞蜡染，并赠送了一些有关蜡染的工艺资料。薛勋郎回忆起十多岁时，乡里很多人家都生产这种蓝花布：小溪和塘中漂洗的是刚染出的蓝花布，院中空地高竖着竹晾架，漂洗干净的蓝花布就挂在架上随风飘扬。此时，施先生又介绍了一位在贵阳酒厂工作的日本人，这位日本人听说薛有意搞蓝花布，又介绍了一位在上海的日本老太太，这就是创建“中国蓝印花布馆”的久保玛萨女士。

    薛勋郎回到家里，开始注意当地蓝花布的生产情况，事实上，当时宜山镇上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蓝印花布的生产作坊。在历史上，宜山镇素以印染纺织出名，而且附近的湖广店村又是印染纺织的中心。后来当我们去湖广店村寻访时，才知道当时薛勋郎也来请教过他们，并想请他们去八岱村“打工”；只是薛勋郎从未向我们说过这些细节。

    薛勋郎要到上海去见久保女士，得先找到一幅蓝印花布的成品去“报样”。也是巧得很，当地传统的印染物中有一种“敲花被”，是用夹缬工艺生产的。薛勋郎就从家中拿出一床老被面，图案是“百子图”，带到上海送给久保女士看。久保是一位热情的“中国迷”，对中国蓝印花布情有独钟，一看到这床“敲花被”就指定要薛勋郎做出来，并且再三嘱咐：布要土织的，不要求纱支均匀，老百姓原来怎么织就怎么织，绝不特别加工。染料绝不用化学品，一定要用“土靛”，即原先传统染坊使用的靛青。图案保持原样，生产工艺保持原样，总之，一切都要最地道的“正宗”货。

    这样就确定了薛勋郎的蓝印作坊必然是“夹缬”的生产工艺。

    久保女士后来也知道：“夹缬”在宜山已经至少有二十多年不生产了，她给了薛勋郎两三万元人民币，要他回去快快把夹缬搞出来。

    薛勋郎一方面感到产品有销路，另一方面自从认识施子昂、久保女士后，朦胧中也有一种恢复传统工艺的文化使命感。从一九八八年开始，他用久保女士提供的资金先盖了一间小作坊，内置四个染缸。每个柒缸容量约五六担水，可以放入三十至四十斤靛青。薛勋郎一切从头开始，跑到宁波选购染缸，再到秋十月时节到各镇乡棉花收购站去购买棉花，再去乡村中寻找老太太纺纱收线上浆，最后用土织机织成窄幅面的土白布，就是坯布。在处理这一切的同时，还要解决花版的刻制问题，旧版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当作“破四旧”劈掉当柴烧了，重新刻出旧版样的只有到瑞安、文成一带去找老雕版工了。瑞安、文成一带原有的传统工艺之一就是雕刻，雕花版床和雕夹缬花版的工匠往往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技艺都是祖传，传子传媳不传女。薛勋郎通过多方打听，寻到了瑞安的苏尚贴师傅。一副花版十七块，过去手工材料费是八十元，到一九八八年时已猛涨到两千元。

    薛勋郎解决了花版、坯布问题，又来寻找操作“夹缬”的工匠，过去做过“夹缬”的工匠如果还健在的话，都已经是古稀老人了。经由方圆四十公里的不断了解和寻访，终于在江山乡月星村找到一位陈康算老师傅。从此一干就是八年。

    近几年来地方经济发展迅速，相较之下，“夹缬”的发展就显得缓慢，经济效益有限，没有年轻人愿意承接这门手艺；而陈康算老师傅年老体弱，患有心脏病，也常令薛勋郎担惊受怕。到一九九七年的九月，小作坊里还剩下有限的坯布，他准备染完这批坯布就停业不干，寻找其他职业了。

    但他毕竟在“夹缬”生产上干了八年，其间结识了一些文化人，特别是久保女士，身为异国人士却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抱有如此大的热忱，确实令他心有所动，所以他说：只要产品销路好，能够贷款，还想再坚持一下，只是希望归希望，出路仍很渺茫。就在这个小作坊进退维谷的时候，汉声找到了他。  同样出于对传统民间工艺的爱护和扶持，希望传统民间工艺在现实生活中保留和充实一定的活力，汉声愿意帮助解决“夹缬”生产中的一些困难，这才促使薛勋郎的“夹缬”小作坊至少还可以再有一年的生产周期。这让薛勋郎未免大喜过望，但他依然有点迷惑不解。后来我们寻访靛青生产时，分手前一夜，薛勋郎与我们的南雁荡山中，把他的不解之处坦陈相告，就是：你们和久保不同，久保女士要“名”，有一个蓝印花布馆，又是做生意的；你们又不要名，又不做生意，花许多钱到我们这里，问得详细，看得详细，照片拍得多，拍电视也多，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想不出来。他还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来了不止一次，当地干部和乡亲都知道有这些人来看、来拍照、来记录的竟是这一个小作坊，也同样想不出是什么意思。

    薛勋郎的“夹缬”小作坊的实际技术主持人是陈康算老师傅，今年七十五岁，十七岁时离开家乡——江山乡月星村，到十公里外的湖广店村戴家学夹缬手艺，东家师傅是戴乃玉。在戴家先学的是洗布、叠布，同时注意观察师兄们的种种活计。三年下来，学会用眼睛看染液、用手捞起染液看颜色、用鼻子嗅染液气味等种种方法。当时拜师时不缴钱，三年学徒期间也不拿工资，图的就是三年满师后从业的工资较高。他在满师后就受聘到了龙港镇象岗村“王振华染布店”去作夹缬师傅，店主叫王志良。陈康算父辈都是务农的，到他这一代算是有了手艺，且是当年待遇高的手艺。

    陈康算二十八岁时结婚，三十岁有了儿子，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六十年代以来，“洋被面”的势头越来越大，“夹缬”接近停顿，陈康算重新务农，生活贫困可想而知。

    陈康算始终留恋“夹缬”这门手艺，毕竟这是他的职业，所以薛勋郎的“夹缬”小作坊找到他，他很乐意前往，虽然月工资只有六百元。现在他年龄已大，又患有心脏病，听从医生的嘱咐，已经不喝酒，只抽少量的香烟。尽管如此，在夹缬生产时还是坚持自己干，不愿意年轻人接手。用他的自己的话说，是喜欢看到亲手染出的图案，好看。陈康算皮肤酱色，头上已经谢顶，当他坐在河边或者坐在小凳上歇息，注视着眼前的花版和“敲花被”被面时，眉尖微蹙，凝视的目光深沉下来，有点像哲学教授在思考人生问题。当我们离开八岱村的第二天，他也回到家中，但他送我们时高举起的那只蓝手却像电影一样“定格”在我们的印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