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边陲，西部和南部与广西桂林地区为邻，隶属永州市。江永女书流传于江永县仅有两万人口的上江圩（包括上江圩镇和铜山岭农场及周边的个别村落）一带。该县的潇浦镇、千家峒瑶族乡、允山镇、黄甲岭乡等地历史上也曾流传过女书，但在60年前即已先后消失。 

　　江永县女书文化村浦尾村举办了一场原生态的女书习俗——坐歌堂，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及邻村的乡亲300余人前来观看。在大红花轿、凤冠霞帔、婉转女歌及锁呐的映衬下，显得古朴而热闹非凡，从而拉开了该县复兴女书习俗活动的帷幕。

　　坐歌堂、贺三朝、女子斗牛、结拜姊妹、吹凉……这些曾经在该县上江圩一带的女书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地基本销声匿迹。从2001年以来，该县就提出抢救保护女书文化，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方针，按照“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的原则，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抢救保护女书文化，发展女书文化原生态旅游产业。为此，该县投资近200万元，在女书文化村修建女书园，对民居实行明清风格装饰，修建进村包谷路道路，实行人畜分离等措施，打造原生态村落环境。同时，组织妇女挖掘、复兴相关习俗活动，培植女书文化生存土壤。此次推出的“坐歌堂”、“女子斗牛”等女书习俗活动，当地妇女吟唱了《厅屋中间有根藤》、《青山鸟仔》、《石岩出水》、《上位歌》等20余首传统女歌，创作传统《三朝书》16篇、巾帕8条，营造了浓厚的女书文化氛围，促进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在此基础上，浦尾村还启动了探秘女书生态休闲游的配套项目“女书世家家访”、“农家乐”等活动，集考察研究、休闲娱乐于一体笑迎中外游客。

　　女书是江永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产生和传承与当地“坐歌堂”、“女子斗牛节”等特定习俗息息相关。2007年4月28日，该县上江圩镇浦尾村，举办了一场原生态的婚嫁习俗活动，笔者有幸亲历了其中的“坐歌堂”、“贺三朝”等过程，亲身感受到女书文化的神奇和秀美。

　　婚嫁习俗：女书文化展示会

　　歌堂文化是女书的温床，女书是歌堂文化的灵魂。在当地，姑娘出嫁，要良宵长歌送嫁，俗称“坐歌堂”，婚后第三天则要赠送装璜精美的“三朝书”给新娘，俗称“贺三朝”。

　　姑娘出嫁的前半月，新娘要邀请几位伴嫁姑娘和女性亲友到家里住宿，陪伴新娘做女红、习女书、唱女歌。在新娘离家出嫁的前三天，妇女们要在家族祠堂里张灯结彩，摆设好歌堂，准备丰盛的糖果点心和土特产品，中间生起一堆炭火，大家围着火堆坐好，大唱特唱女歌。歌堂以对歌为主，新娘和伴嫁姑娘为一方，新娘的女性长辈为另一方。唱歌使用土话，歌词全是七字句式，一般是现编现唱，属于即兴创作。歌堂对歌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叙事、道情、盘歌三部分，道情是对歌的中心。对歌双方运用比喻、双关等手法，回忆共同相处的美好岁月，表示依依惜别之情。歌调轻柔舒缓、情真意切。长辈在唱道情歌时，要把如何待人接物，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处理好婆媳、夫妻关系等事项唱给新娘听，新娘要一一作答，表示铭记在心。比如长辈唱：“十指连心心连肉，女在娘家二十秋，过门出嫁到婆家，敬老爱幼记心头。”新娘答唱：“婆家门前一条沟，连着娘家水长流，出门不忘娘教女，点点滴滴怀里兜”。盘歌是坐歌堂的最后程序，时间可长可短，一般有逗趣、猜谜、提问、祝颂等形式，内容丰富多彩，目的是要唱得新娘摆脱离愁别绪，心情轻松地走向新生活。

　　“斗牛”：女书突击培训班

　　农历四月初八，是女书之乡的“斗牛节”，为妇女的专门节日。在这一天，同村的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仅两三年的姊妹回村聚会，由未婚的姑娘每人凑些黄豆腊肉、油盐柴米，或凑钱买些其他食品“打平伙”会餐。从早上开始，大家一边动手做饭，一边互赠女纸、女扇、女帕及女红物品，一起唱女歌、习女书、做女红，一直到天黑，尽欢一天。父母对参加斗牛节的姑娘尽力支持，姑娘们为在斗牛节展示自己的才华，往往要提前十天半月进行准备，女书能世代传承，“斗牛节”可以说是“女书突击培训班”。

　　在女书之乡，“斗牛”就是聚会打平伙，一年中当地妇女们“斗牛”聚会的节庆多达十余种。如二月初一“朱鸟节”。每逢“朱鸟节”，当地人用糯米和乌梨叶舂碎成粉末，做成糍粑，人称“朱鸟胙”，染上红、绿、黄色，一部分用棍子戳着插到门窗、篱笆及田埂上，用以祭神，一部分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以示友谊、吉祥。这些工作都是由妇女担任，这样为她们聚会学女书提供了平台；农历五月“过庙节”。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当地妇女成群结队赶往花山庙，焚化用女书写就的祈祷书，祈求花山仙子保佑赐福，这对江永妇女练习女书起到了无形的推动作用；七月初七“乞巧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青少年女子结伴，在门前设一小桌，上摆一碟桃仁和黄豆混合炒得香气扑鼻的祭品，吟诵女书，乞求织女赐给她们写女书、做女红的慧心巧手，写出世上最好的女书，绣出世上最美的花。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留下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开宗数语，便令人毛骨悚然。女书之乡就在这永州之野、苍梧之地。
      
　　女书，严格地讲应该称为“女字”，即妇女文字，这是一种奇特的汉字。它不仅符号形体奇特，记录的语言奇特，称记手段奇特；流行的地区、社会功能、传承历史也很奇特。女书在中国湘南江永县潇水流域已经流传很久了，至今仍在一些高龄妇女中使用。女书是当地妇女专用的文字符号(她们称方块汉字为“男字”)。男人不认识也不过问。据目前我们收集到的近百万字的女书原件资料来看，女书共有一千个左右基本单字，而常用的不过七八百，就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当地语言。女书虽然还是一种活的文字，但由于仅存的精通女书的老人相继去世，已经濒临灭绝。
      
　　由于女书记录的是汉语方言土语，因此，我们把女书定为汉字。女书字的外观体型特征是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倾修长，清瘦秀丽，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其实一点也不同；初视若天书，仔细观察，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从社会属性来看，女书与其他文字不同的是，它既不是官方文字，也不是宗教文字。女书的使用者乃至创造者都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 与女书相关的文献记载，迄今所能见到的确切文字，最早仅仅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花山条”一则：“(永明县)花山……土人于山巅立口祭祀。……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1993年南京民间收藏家冯京三先生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上收集到一枚“太平天国书文字钱”(见附文)，这一实证将女书盛行时期的可靠下限，由清末民初向前推进了近百年，即19世纪前叶。至于女书传本资料，目前所见的一般为上一两代老人留下的，迄今最早的也不过一两百年。女书作品文本历史很短，是“草本植物”。这是因为女书的主人去世后，要带些女书到阴间去陪伴，免得寂寞，女书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者烧掉，少数作为纪念品留给女儿、姊妹和女友。人死书亡，加上历次运动中女书被认为是“妖书”、“妖字”而屡遭批判，整筐地被烧毁，因此我们未能见到更早的作品。
     
　　女书在当地习传有几种情况：一是家传式，家庭内长辈女性教晚辈女性。二是私塾式，花钱向女书水平较高的妇女学习。三是歌堂式，妇女在读纸、读扇中互教、互学。四是自学式，利用赠送得来的或买来、借来的女书，照样抄写自学。因为当地妇女几乎人人会唱女书歌，自学起来比较容易。因此，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学习，都是女性内部的传承。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书写在精制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绣在帕子上，叫“绣字”。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妇女们唱习女书的活动被称作“读纸”、“读扇”、“读帕”，并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有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与婚嫁歌、结交老同(老同，同年龄的女友)姊妹情书、自传诉苦歌、纪事叙事歌、祭祀祈神歌、往来书信、翻译改写传统汉文故事、耍歌民谣等。女书作品以诉苦为主，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苦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