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跨世纪联合宣言》至2006年2月8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同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0大类518项，以及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普查、宣传、研究工作陆续火热开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历经二十年"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298部《中国美术全集》多卷本编纂出版全部告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倡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文化部出台的一系列"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启动。

　　在此过程中，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严肃地指出当前所存在的五个重大问题："1、是一些地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2、是少数地方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使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受到损害；3、是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层次总体偏低，有的地方机构重叠，职能交叉；4、是保护管理法制不健全，存在着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的情况；5、是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在此期间，国家文化部长孙家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论坛"上尖锐地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所面临的四大严峻问题："1、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2、是法律法规建设有待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依法保护；3、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待提高；4、是保护机制急需完善"；并强调一定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上述四大迫在眉捷的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一定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继承工作当作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2月在北京举办规模盛大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此大型学术研讨会上有一系列学术论文与代表性观点令人瞩目，诸如：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步入规范里程》中指出，关注非物质文化生态建设的专家学者应该"尽可能地从原理上阐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传承规律的基本认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寻求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尽可能科学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具体实践问题，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予理论性的指导。"田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中以"精华与糟粕"、"先进与落后"、"迷信与文化"论述了全球化经济冲击下西方所谓"先进"文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此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华民族保护民族文化根基、血脉与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与迫切。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分类认定》中陈述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要严格把握的"定义和范围"、"保护对象中的文化空间"、"代表性和真实性"，以及将其"纳入到整体保护的庞大系统工程中"等四个关键问题。

　　苑利在《非物质文化无形文化基本原则》中提出10大重要原则，即："1、无形文化有形化原则；2、以人为本的原则；3、整体保护原则；4、活态保护原则；5、民间事民间办原则；6、原真性保护原则；7、保护文化多样性原则；8、精品保护原则；9、濒危遗产优先原则；10、保护与利用并用原则。"虽然我国近年来对新生事物非物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成果数量较少，但是对此新兴学科的产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都感到欢欣鼓舞，所投入的热情很高，并相继出版与发表了如下代表性的论著与论文：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见解诸如：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著《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高屋建瓴地将其划分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原理论"与"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形态论"上下编，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阐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此学术领域的来龙去脉，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程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定的国际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分类与价值，指出此项国际学问在我国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人类文化与自然资源遗产保护与开发》一文中提出："要保护原汁原味的古村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古村落文化保护是重中之重！""对具有民俗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民俗，以及民间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戏剧和民间技艺，要分门别类地从民俗学和艺术角度制定保护方案与措施。"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时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该中心主任康保成教授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战略问题"精彩的讲话，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它既是昨天历史的生活的实录，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未来文化的基础。一定要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要保护文化多样性。"同济大学国家历史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一文中强调："留存文化遗产，其意义关系未来。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难解的矛盾，却不是一对不可化解的矛盾。继承和发展，历史和现代化要求都是人们的需求。财富现应包括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关键在体味与认同价值蕴藏着巨大财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宋蜀华在《人类学与研究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要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体系"，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可遵循"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方法，"或就"一个民族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纵深探索，寻求发展变化轨迹"，或可"横向比较生活于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异用"，或将"横切面的剖析"与"纵向比较或历史的探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梁治平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文中认为，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应该本着"贯彻原真性、整体性的原则"，并提出坚持"生活相"、"生活场"、"生活流"三种文化形态，应"采取动态的生活化、开放式的保护方式，以恢复民间文化的鲜活的生活状貌。"阮仪三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一文中亦提出"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难解的矛盾"，然勿须回避，应以新的观念、新方法来承传非物质文化，"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培育出新的现代文化，这种萌发于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新文化，才更具有根基、底蕴、特色和生命力"。

　　顾军、苑利在《文化化产报告》一书中总结归纳出"中国大陆文化遗产保护中八大误区"，即如："一是观念上对文化遗产缺乏整体关照；二是管理上政出多门，效率低下；三是行动上缺乏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关照；四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应有宽容；五是保护对象扩大化；六是专业人才匮乏，知识体系亟待更新；七是法律量刑过轻，难起震慑作用；八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遗产滥用"；另外此书还指出："非物质遗产音像，录制所存在的三大弊病"，即如："一是缺少深入的细致调查与缜密的学术思考；二是在记录民俗的过程中缺乏变化的观念；三是缺少对民俗背景的整体把握。"这些弊病也同样发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其他学术领域栾贻信在《生态文化存在论》一文中强调：生态文化实为"人--社会--自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所遵循的应该是"人、社会、自然共生的存在"的基本原理。崔保国在《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中则倡导以先进媒介体探索全球范围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生态变化的规律"，"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诸如此类观点均对研究非物质文化有所启发与帮助。

　　鲁枢元著《生态文艺学》是由殷登祥、徐恒醇主编的"生态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富有思辨色彩的生态学理论专著。此书透过生态学的特列视角，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性地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体，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生态环境的建立与价值观的取向等学术问题，还有如何实现文学艺术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等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学术论证，均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大有裨益。

　　刘湘溶著《生态文明论》将人类社会所存的生态文明原理，即"人既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而是自然界的朋友，人与自然界应各得其所，和谐共存"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其中包括对文学艺术生态文明状态的论述，非常有益于对非物质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理论的建构。

　　江帆著《生态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当前沿理论丛书"中一种有创新思维的生态学专著，此书在传统民俗学基础之上、注重新兴边缘学科的交叉研究，以生态学原理与前沿理论来剖析民俗文化事像，从发生学角度来探寻民俗文化的生态本原，从经济、社会、精神、游艺民俗透视其生态特征、蕴涵、内质与特色，并从资源功能的"生态位"、"生态演替"的新视角全面审视生态民俗的价值系统，尤为重要的是以"深生态学"理论对"浅生态学"提出有力的挑战，从而论证生态文明时代的民俗文化价值观的重构意义。

　　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关于非物质文化与生态文化之间关系以及非物质文化生态化的研究还未形成真正的理论优势。在全国范围内、从政府到民间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没有摸清社会基层文化宝藏家底之前，还不能真正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现在需要更多的是对此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基本概念、范畴、种类、数量、历史、特征、功能等方面的界定，以及有关法规、政策、制度方面的制定。

　　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生态学以及分支学科如文艺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等研究历史较长，学术成果较多，但是真正落实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领域的学术专著与论文如凤毛麟角般非常稀缺。在上述两门学科基础急需逐步创立一门独立的非物质文化生态学，将其相关的众多的分支学科经具体论证后进行有机的学术整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打破了大文化与小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人为屏障，消除了官方上层文化与下层平民文化的人为界线，对此系统文化工程的综合性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上层政策文件的解释与下层文化实物的搜集、整理、注册、登记以及资料文献的汇编，理应加强上下层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并进行具性与抽象性结合的理论升华。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界定既不能过于局限，也不能无限扩大化，一定要从理论概念、定义、内涵与外延诸方面进行严格的科学的论证与把握。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兴学科非物质文化学要积极接纳相关的边缘性、交叉性、复合性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先进方法与手段，在此方面国内民族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做的非常不够，理应对此有所涉猎、突破与创新。

　　如今我们所见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多是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出发，作说明性的铺展；或者在学府内专家学者作理想化的设计；或者在田野调查中基层工作者对问题的提示式的手记。尚待真正进入现实理论工作的全面启动，虽然发现大量问题而拿不出对应的方略来，此种不协调的局面必须短时期内尽快改变。

　　在全党、全国、全民族一起行动进行整体性、流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工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人民政府应该不断制订可供操作的准确到位的控制方案；作为行动主体的人民大众应该拥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解释与保护实施权；有关专家学者和主管领导应该深入到基层去，特别需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力戒空谈，真抓实干，不断将趋于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落实于具体工作实践中去，久而久之才能真正有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研究与发展，以及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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