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们所说的畲语，是指分布于闽、浙、粤、赣、皖诸省占畲族人口绝大多数的畲民一致使用的本民族语言，离开了畲族绝大多数这一前提，所谓的“畲语研究”就无从谈起。然而，在先入为主的“畲、瑶同源论”观点的支配下，几位专家将广东惠东4县自称为“活聂”的不足千人的过山瑶说的优勉话判定为瑶族“布努语”，并以此来冒充畲语，又将原操“河洛官音”（或“中原官话”）的汉族南迁后受畲语影响而形成的客家话来取代畲语，说畲族说的就是客家话，从而否定了“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这一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了的说法。为支撑这一观点，还编造了“畲苗瑶同途”、“畲瑶客同途”、“从湘西五溪到粤东潮州的迁徙”、畲族是“畲与客家的混合体”、“畲族语言被先进的客家优势所同化”，在“明弘治”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布努语）”，“原先所使用的汉语（客家话）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等不合事实的说法。这些论点主要见之于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畲语概述》⑴《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⑵《畲语简志》⑶和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⑷《从语言上看畲族的族源》⑸及《致中共丽水县委并转统战部蓝周根同志的信》⑹。现将这些材料与畲语存在的事实作分析对照，以观其中之蹊跷。 

    一、视而不见

    斯大林在《语言是社会现象》中指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已的语言，人种学不知道任何一个落后的部落……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畲语中就保留着上古时的词汇。而毛、蒙却认为，畲族原来都是哑巴，在南北朝时和自称“布努”的一支部分瑶族“同途迁徙、患难与共”才“有与瑶族布努语炯奈话非常接近的“畲语”，这就是广东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约一千多人”的“活聂”所说的话。“明弘治”后，“绝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与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相呼应。

    然而，就在专家认为畲族“放弃”了自己语言的明清以来，各地志书和有关资料却记载着畲族“言语迥别”，“语言不通”，“言语各殊”，“语言自为一种”，“语言侏亻离……与土音迥殊”，“语言习俗不与土民同”，“声哑哑如鸟”，“礼俗不通，言语不同”，“讴歌乃自作南声”，“言语啁哳”，“语言风俗与我汉族异”，“其旧操土音……极难解”等⑺。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也有“闽有负海之饶，其民……居洞砦（寨）……与华语不通”的记载，民国蒋氏统治时亦诬畲语是“兽言鸟语”⑻。1955年中共汕头地委统战部对凤凰山区潮安、饶平、丰顺三县畲族情况调查资料亦指出“畲语不像客家话，又不像潮州话，还保留着自己一定的民族语言”⑼。

    《松阳县志》的记载亦是一例。《松阳县志》对县内的方言分布作了具体记叙，将其分为“松阳腔”（吴语松阳话）、“丽水腔” (吴语丽水话)、“汀州腔”(客家话)、“福州腔”(闽语)、“畲客腔”(畲语)等五种，指出“畲民之语发音有似粤语者有似满语者”，“五种腔口惟松阳语丽水语近似，其它则毫不相通”⑽。此志主修者高焕然，乃晚清进士，曾任钦州知府，辛亥革命后返回松阳象溪故里（今象溪镇）置学田、办义学，并免费接纳畲民子弟免费入学，邻近的高岭、岭下、下坑源等畲村均有畲民子弟去上学，与畲民常有交往，对畲语自然有所了解，故在《畲客风俗》中言其土语“类于琼崖者居多数，类于辽金者居少数” ⑾当有他的道理。辽宁和渤海湾一带原来就是东夷区域，说明其语言与族源有内在的联系。

    距象溪仅10华里的南坑源行政村，是一个畲、客杂居村，这条小河谷自南至北分布着郑落山、蓝棚、林家、下麻厂等说客家话的汉族村，与同样说客家话的大东坝镇和云和县金村乡几个村相邻，相传先祖是福建上坑迁入的⑿。座落于南坑源中段的林家，是村委会所在村，就在距林家不足500米的郑落山口和西坑口两村却是畲族村，各有百余人口，与林家形成鼎足之势。但是，畲民与汉民之间的语言不能相通，畲民除了自己的母语畲语外，还要学说客家话和松阳话，而这里的汉族日常只说客家话，解放后才有少数干部和青年学生会说松阳话或普通话。如果畲民说的就是客家话，又何必还要学它呢？对于这里的畲族学生来说，就要学会4种语言（畲语、客家话、松阳话、普通话），学话任务的繁重可想而知。如今，到畲家入赘及与畲民混居的汉民大多也学说畲语，因难以掌握畲语的语音规律，大多只是可以交际而说不准。许多相邻的汉族群众还说畲民比他们聪明，能说好几种话，殊不知畲民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然，就无法与外界进行交际。如今，许多畲民还传说着解放初只会说一种松阳话或客家话的工作队干部因不通畲语而造成的许多笑话。

    这样的语言事实已很说明问题了，《畲族简史》也指出，畲族山歌歌词“有严格的韵脚”，畲民称不押韵为“不平”，“歌编得不平就唱不来……用汉语编的山歌，用畲语就不一定能唱。因为用汉语念起来是押韵的，而用畲语一念就不平了。加上一些语汇、语法的不同，汉歌一定要改成畲语后，他们才能唱”⒀（如今印行的一些畲族民歌，都是采用“汉字畲音”的方法记录，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只好用近音字或生造字代替）。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畲语”所指的是分布于闽、浙、粤、赣、皖等省99%以上畲民所使用的语言，而非指广东4县“活聂”的什么布努语炯奈话。黄家教、李新魁两教授于1961年到广东潮安凤南公社山梨村调查时，也肯定了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和使用双语的事实，二位教授分析了畲话的特点，并指出对畲话加以调查研究有着重要意义⒁。但罗、毛等专家对此却不屑一顾，一概视而不见。如罗美珍调查记录福建甘棠畲村的词语，除了一些常见的通用语词（共同语）及畲语的借词外，许多不能用汉字记录的畲语词几乎就没有作深入调查。毛宗武、蒙朝吉调查的对象¾¾一是“广东省博罗县横河乡嶂背村”（1982年），该村只有24户93人。一是“广东省惠东县多祝公社陈湖村”（1984年），该村只有4户13人，竟代表了整个畲族，写出了《畲语简志》，而占99%以上人口的畲村则一次也未去，又怎知他们“在任何场合中都使用汉语客家话”呢？

    二、弃本逐末

    《畲族简史》指出：“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在日常生活中，各地畲族皆通晓当地的汉族方言”。这里所说的“畲族有自己的语言”指的是绝大多数畲民使用的与汉语客家话“很接近”的畲语，广东4县“极少数”人使用的“接近瑶族布努语”并不包含在畲语之内，但罗、毛等却弃本逐末，将它颠倒过来，说广东4县“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的“畲族”所使用的是畲语，“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

    据国家民委调查组1955年的调查统计，广东这4县总共只有411人（惠阳144、海丰37、增城105、博罗125）⒂，那末建国初也只400人左右。罗美珍著文（1980年）后两年，全国三普人口统计，4县共990人（惠阳291、海丰112、增城232、博罗355），畲族总人口为368832人，他们占畲族总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七不足。可见专家说的“一千多人”和“千分之四”都不实。若以1990年全国四普人口计算，4县为1215人，畲族总人口为630378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九。在闽浙广大畲村，一村人口在500以上的少说亦有几百个，如福安市的和安、凤洋、蓝田，霞浦县的瓦寮头、西胜、茶岗、墓斗、青福、白露坑，福鼎市的浮柳、佳阳、双华等行政村，畲族人口都在千人以上⒃，大大超过这4县人口的总和，怎么能以不足千人说的话来替代整个畲族的民族语言？丢开了99.7%以上的绝大多数畲民，还有什么“畲语”可言呢？

    如果罗、毛等的观点是成立的，那又如何看待贵州省4万多畲族的语言？1996年6月，贵州黔南、黔东南4市县“东家”人共41524人被认定为畲族。其人口约占畲族总人口的6.2%，且是“活聂”人的34倍多，那么他们的苗语“惠水次方言”⒄更有十足的理由被确定为“畲语”了，因其与“源于武陵蛮”和“畲苗瑶同途迁徙”的“标准”都相符，那么畲族应有几种“畲语”？

    解放初仅400人左右“活聂”人的什么“布努语炯奈话”，根本无法同罗、毛等认为以前也说这种话、明弘治后才“放弃”的广大畲民交际，他们也不能与真正说布努语的广西都安、巴马、田阳、河池、百色、南丹、忻城、宾阳、上林、马山、田东、隆安、平果、德保、来宾、宜山和云南富宁等县市的背篓瑶进行交际，也不能与真正说炯奈话的广西金秀自治县的花蓝瑶进行交际。据广东民研所朱洪、姜永兴等同志调查，他们却能与粤北南下的说优勉话的盘瑶亦即过山瑶 “频仍交融，民族成份上互变互存，以至达到畲瑶不分，反映在来源上，往往自述于粤北，湖南迁入”⒅。按上述情况看，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话，能算作畲语吗？99%以上的畲民连上古时的一些词语如“奚”（什么）“湿”（摇摆）“析刀”（翅膀）等都还在用，“啮”“莫”“箪”等也未“放弃”。“明弘治”间的“布努语”怎么就忘记殆尽，而改说“客家话”了？罗、毛等专家抛开广大畲民一致使用的语言的主体的弃本逐末的“研究”，又怎能揭示畲语的真正面目呢？难怪罗美珍会这样严厉地斥责畲族干部蓝周根同志：“中国的国族曾经有过什么语言？！现在又是什么语言？！”⒆“国族”的语言也要否定吗？现在的“国族”难道也放弃“国语”了吗？

    三、张冠李戴

    罗、毛的张冠李戴，实际上走了两步，即先将惠东4县的过山瑶说的优勉话变成“布努语炯奈话”，再将“布努语炯奈话”套到畲族头上，说它才是真正的“畲语”。但事实是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这400“活聂”本来是瑶而不是“畲”，说明白点，他们根本不是毛宗武、蒙朝吉设计出来的与“布努”那一支“同途迁徙”的什么畲族（到底是谁与“布努”“同途迁徙”只有天晓得），而是与粤北说瑶族勉语优勉语的过山瑶同途迁徙，他们就是过山瑶。（一）据国家民委调查组1955年调查，解放前，汉人即称他们为“山瑶佬”“山瑶仔”，他们自己用汉语自称也是“瑶人”。在认定族属时他们“坚决认为自己是瑶族而不是畲族”，“他们的祖公一直传下来的都说自己是瑶，讲的是‘瑶话’，族谱载的也是‘瑶人’，他们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瑶官的印文是‘增龙从搏抚瑶府’”。几个去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回来的青年说是“畲族”，乡干部及“老大”还说他们不懂事，历代相传的是瑶而不是畲，并要求政府将名称改为“瑶族”（20）。游文良先生《论畲语》中也谈到他们的民族意向，对他们的族属和语言提出了质疑（21）。（二）毛、蒙赖以撰写《畲语简志》的惠东陈湖村的《黎氏族谱》记载，是“宋元祐五年(1090)”自“河（湖）南潭州（今长沙）永康县”迁出，“前往广东路上，下连（州）诸山洞居住”，“淳熙二年（1175）……开共六百丁男……女子七百余……六祖公分住连州……七祖公分住在增城县”，且不断分迁。元“至政（正）元年（1341）”，“到高腰（要）县，老人陈贵进”，“至政十年”“到罗浮山……老人刘法总”，明“洪武元年（1368）到青远山……老人黄马胜”“洪武二十年到新会县……老人吴广成”“洪武二十六年到番禺县……老人马秀喜”“洪武二十九年到增城县……老人尹法生”“永乐五年（1407）到博罗县……老人罗宗光”“永乐十年到归善县（今惠阳）……老人刘马佑”“宣德二年（1427）到长乐县……老人张政福”“正统十年（1445）到海丰县……老人罗支信”“天顺元年（1457）到归善县……老人骆欧受”“正德十年（1515）到罗浮山……老人曾正德”“崇祯八年（1635），五姓人丁分居，盘家、蓝家、雷家、黎家共四姓子孙到归善县居住”（22）。“六祖公”一支住连州，“七祖公”一支迁罗浮山，又未到畲家招亲，怎么同一祖宗血统的人，住粤北的是瑶族，住惠东的却成了“畲族”？（三）他们也不是历史上“畲瑶混称”的对象，看一下官方材料《明实录》，这4县没有一个畲姓人名：“洪武二十年六月……惠州博罗山贼作乱……获首贼应仲叶等十一人”“正统五年二月……增城等县抚瑶头目胡亮率瑶首廖文政来朝”“正统五年六月……博罗等县瑶长李应山等俱来朝”“景泰二年八月……海丰县瑶头李总成等贡方物”“景泰四年八月……博罗县瑶头李满清等贡”“景泰五年八月归善县（今惠阳）瑶首蒙仕等来朝”“景泰六年六月……归善县抚瑶人林原贵等来朝”“天顺元年十月……海丰县抚瑶人林有通等来朝”（23）。可见他们是宋元明时由“湖南潭州”至“广东连州”，再到罗浮山的，与粤北的过山瑶是同出一祖的瑶族。

    他们自认讲的是“瑶语”而不是畲语。那么这话应是与粤北的过山瑶相同的勉语优勉话，而绝不可能是苗语支的布努语，否则，语言不通，怎么“频仍交融”？世界上没有说苗语支布努语炯奈话的过山瑶，看徐杰舜、邓文通的瑶族称呼、语支和分布地调查表，说炯奈话的只有广西金秀的花蓝瑶（24），其他瑶族也不会说，更不用说畲族。总不是他们在什么时候又“放弃”了自己的优勉话而跑到广西大瑶山去学了炯奈话吧。尽管专家硬给它换上“布努语炯奈话”和“畲语”的招牌，它实际上仍是瑶语支的优勉话。（一）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中的地位》即以具体的词语、句法等事实证明这4县“活聂”的“畲语”与粤北盘古瑶即过山瑶的勉语最接近，应将其排在苗瑶语族的瑶语支，而不是毛、蒙所说的“苗语支”，尤其是点出“活聂”话与优勉话都有大致相同两组基数词（在其它语种却少见），“证明说勉语的盘古瑶与畲族（指4县“活聂”¾¾笔者）关系最密切”，并指出“这些畲族与粤北说勉语的瑶族相距最近，这种地域上的接近当然也反映社会分化是较近的事”（25）。毛、蒙等有什么证据把他们与广西大瑶山的布努瑶、花蓝瑶扯在一起呢？（二）无独有偶，李永燧《罗泊河苗语的音韵特点》一文无意中又一次证明广东4县“活聂”的“畲语”与瑶族勉语的亲缘关系。他恰恰用毛、蒙《畲语简志》和《瑶族语言简志》的材料与罗泊河苗语进行比较，其中布努语、勉语和“畲语”三者皆有的30个词中，三者都相同或相近的只有6个，而勉语与“畲语”相同或相近的却有20多个，占70%以上，在勉语与“畲语”比较的20个词中，两者相近的占了多数（26）。这勉语和“畲语”都出自毛、蒙大作，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可为什么硬要把“活聂人”与布努瑶扯在一起呢？（三）罗美珍的《从语言上看畲族的族源》一文更说明问题。此文开宗明义，要在4县“活聂”身上“挖掘”出语言这个“人类地面上的化石”，为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说“提供一些印证材料”（27）。这“语言化石”极容易地找到了，因为他们不仅与瑶族“同源”而且还与粤北盘古瑶同宗，且是元、明时期才分住罗浮山莲花山一带山区的。罗美珍从基本词汇、语音对应规律、语法和基数词等方面都找到了共同点（有两组基数词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畲语简志》也白纸黑字地印着），并毫不含糊地说：“据毛宗武、陈其光两位所作的共时比较研究，畲语的基本词汇有一半以上与其他苗—瑶语有共同的来源。尽管他们的结论有些差异，但认为畲语属于苗—瑶语族这点是共同的……证明畲族和苗、瑶两族同一祖先”。这“七祖公”一伙人与瑶族“同一祖先”还用证明吗？有一半以上同源的基本词，这“化石”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这真乃“从语言上”证明“活聂”与瑶族“同一祖先”的不打自招的独白！

    在此再说一下施联朱教授《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对“畲语”的提法。1980年出版的《畲族简史》已说广东海丰等四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但施文最初登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时说广东惠阳等的县畲族“操瑶族布努语”，1987年编入《畲族研究论文集》时又改为“操接近于瑶族‘布努语’”。初文发表已晚于罗、毛、蒙的“畲语论”，这一改说明什么呢？施教授是著名的民族学家，但不是语言研究专家，他治学严谨，“操瑶族布努语”这一信息肯定是语言专家提供的，也就是说，语言专家可能对施教授主编的《畲族简史》所说的“接近论”不过瘾，所以他在此直接用“操瑶族布努语”。但“布努语”就是“布努语”，直接以“布努语”去冒充畲语，太露骨了，“畲语”就有名无实，就站不住脚。所以此文转载时，又改为“接近”，因此毛、蒙就在有多少“接近”上与陈其光等争雄。看来这事是怪不得施教授的。游文良先生等根据语言事实判断，说“惠东等4县畲语是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它与古代畲语并没有渊源关系……不能证明古代畲语是属于苗瑶语系统”（28）。

四、“同途”殊归

    畲族怎会有绝大多数说“汉语客家话”，又有“千分之四”说“布努语炯奈话”的怪现象，毛、蒙等专家的回答是由于“同途迁徙”。这“同途”像是人类学习语言的“流动学校”，所以，精心设计了“畲苗瑶同途”（《畲语简志》第2页）和“畲瑶客同途”（《畲族研究论文集》409页）的两次“迁徙”。进了两次“流动学校”，畲族才有说“畲语”和说“客家话”的两种人。

    《畲语简志》说，“畲族和苗族、瑶族的先民大约于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之间在武陵（原黔中）地区……患难与共，相互间的交往日益亲密，影响不断加深。正如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所说：‘五溪之蛮皆盘弧种也，聚落区分，各亦随异，沅其故，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风声习气，大抵相似’……畲族的先民可能包含在‘僚’或者‘苗’‘瑶’之内。总之，史籍所称‘黔中蛮’、‘武陵蛮’……等等。包含着畲族、苗族、瑶族的先民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毛、蒙对“畲苗瑶同源于汉晋时期的武陵蛮”的诠释。但同样是朱辅的《溪蛮丛笑》中，又说“溪峒移文，他人不能，特选择来往之熟者，名专事。”畲族使用双语而无文字，通用汉文，根本就无须搞翻译的“专事”，可见畲族并不“包含”在内，或是专家又叫畲族先民“放弃”了汉文。那么“无庸置疑”，畲族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所以第一次“畲苗瑶同途”，畲族就学会了“布努语”，那么与“活聂”同宗的粤北过山瑶也应是“畲族”了，因何他们又说勉语优勉话？难道“布努”老师又精通勉语，而给“六祖公”那帮人开了勉语课？第二次是“畲瑶客同途”，就使99%以上的畲族都学会了“客家话”，而放弃了“畲语”，因何同是“畲族”的“活聂人”不说客家话，而不放弃“布努畲语”？照专家的“研究”，那么“客家”也应是与畲苗瑶同源的“武陵蛮”了，不然他们为何吃饱了没事干，要在“南北朝时代”跑到“黔中”来与畲、瑶一起“沿湘黔边境南下”？难道光为教畲族说“客家话”而“潇洒走一回”吗？

    然而，毛、蒙对“布努畲语”的同源基本词作了“共时比较”研究，结论是“布努畲语”与“炯奈话”同源占62%，与“唔奈话”同源占59%，与“东努话”同源占56%，与“勉语”同源最小，只占44%。陈其光的比较统计又不同，“畲（活聂）—布努”同源比例是60.4%，“畲—瑶（勉）”同源比例为57.4%（罗美珍提供）（29）。说炯奈话的是广西金秀的花蓝瑶，说唔奈话的是湖南隆回、通道、溆浦等县的花衣瑶，东努话是否就是“努努”，那是广西凌云、巴马、田林等县的背陇瑶，说勉语的是粤、湘、云、桂、黔诸省的过山瑶。奇怪，专家原说只请一个“布努”老师的，而如今“花蓝”、“花衣”、“背陇”和“盘瑶”等老师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么多老师在“同途”的“流动学校”怎么上课？而且这千人“活聂”还有两种与汉语不同的“方言”，又是谁教的？他们暗地里又请了两个“家教”吗？抑或是学话学出兴趣了，又跑到金秀、隆回、凌云、巴马和粤北等地去“丰富”自己的语言了¾¾简直像说笑话！

    再说，他们是“患难与共”“交往日益亲密，影响不断加深”的，那么“布努”与“客家”也应学会这些话的，难道他们只是“输出”而不互相学习？那么语言不通又怎么“交往”，怎么“患难与共”？畲、瑶、客三者确已“同途”、“患难与共”，他们就自然也如畲族一样，都学会了对方的“布努语”或“客家话”，否则就无“共”可言。

    这就是“同途”而殊归，瑶、苗、客一无所获，而“七祖公”这一解放初才400来人的“活聂”祖先（只不知距今1400年前的南北朝时到底有几个人）收获却特大，不仅学到了“布努语”，还学了炯奈话、唔奈话、东努话、优勉话及两种方言，而与之同宗同途的“六祖公”一支粤北过山瑶仅会说一种勉语优勉话，客家“老师”不白教了一场，白走了一趟吗？属于“七祖公”的“活聂”祖先半句客家话都未学会，他们为什么不肯与客家“患难与共”呢？

    五、削足适履

    罗美珍、毛宗武等给畲族制“履”的规格是很清楚的，即畲族与苗、瑶同源于汉晋时的“武陵蛮”（还应有汉族客家），南朝时畲、苗、瑶和畲、瑶、客“同途迁徙”两次，畲族和汉族客家又继续向东到“粤东潮州”，畲族就使用“双重语言”（布努语和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最后导致绝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中都使用汉语客家话”，只有广东4县千人“活聂”未放弃，仍说“接近布努语炯奈话”的“畲语”。这“畲族历史”的足和“畲族语言”的履，套起来真可谓天衣无缝了。

    然而，畲族从未有“从湖南武陵迁来”的丝毫证据，而是说从河南迁来的。畲族大型的祭祀仪式“传师学师”活动不仅要请“河南祖师”“河南本师”，演译先祖从河南往淮南、江西进入闽南的迁徙历史，还有法师专门宣讲这一史迹的“活酒”情节。蒋炳钊教授指出：畲族的祖先并非徭人的一支，“瑶人”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30），畲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至迟在隋唐时期，畲族先民已聚居在今闽、粤、赣交界地区，比起瑶族从武陵迁徙桂、粤的时间还要早”（31）。怎可用瑶族的历史来论证畲族的迁徙历史？《畲族简史》也指出，“除了盘瓠传说外，史书中找不到畲族是武陵蛮的一支或从湖南迁来的其它线索。”可见畲族与布努瑶与客家经“五溪潮州”古道“同途迁徙”的说法纯属胡诌。

    先看千分之四“畲族”，这400人的祖先“七祖公”是与粤北盘瑶的祖先“六祖公”同时于“宋元祐五年（1090）”从潭州（长沙）迁至连州的，他们溯湘江南下，路直而途短，怎可能西至沅江、常德一带的“黔中”，再经湘黔边界南下，再往东至粤北绕一个大圈子？此其一。其二，从“宋元祐”上溯至“南北朝时代”，“六祖公”“七祖公”尚未出世，难道是他们祖先的鬼魂跟着“布努瑶”遨游吗？三，鬼魂怎么能学“布努语”？后世的“六祖公”“七祖公”及其裔孙们的勉语优勉话又是从哪里偷来的？

    再看99%以上畲族，他们早就居住于闽、赣、粤三省交界一带，多数专家认为福建华安仙字潭是“商周畲人”的摩崖石刻（32），又是谁把他们统统召集到“武陵”，且与苗瑶、与瑶客沿“五溪潮州”古道连走两趟？

    瑶族也走了两趟，一次与畲、苗“同途”。一次与畲、客“同途”，第二次又是谁把他们从广西、云南等地召回“武陵”的？他们为何不学“客家话”？

    再说汉族客家，他们难道在南北朝时就集结在“武陵”，等着与畲、瑶“起步走”了？客家乃唐末才大量南迁，元明时期才形成民系，南北朝时哪有“客家”？看来又是客家祖先的鬼魂了。否则在“武陵”突然要集中所有的畲族和汉族客家先民，怎么解决食宿问题？

    在此有畲、布努瑶和粤北粤东的盘瑶三伙人走了两趟，而专家给他们的迁徙时间只有一个，同一时间怎么进行两次迁徙？岂不是白日呓语乎？

    可见专家无论怎样削畲族历史的“足”，终不能适畲族语言的“履”，这“神话”无论编得多么好听，终究没有神力让畲、瑶、客的先民未出世的鬼魂集中到“武陵”去同途同时迁徙几次，也不可能在“同途”中教话、学话。所以说，畲族操的什么“布努语”就是“畲语”是毫无根据的，从瑶族勉语中找勉语的“化石”也是天大的笑话，只能暴露其无视客观事实、企图否定畲族语言的拙劣行径。

注释：

    ⑴原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转引自《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⑵原载《中国语言学报》1985年第2期，出处同注⑴。

    ⑶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⑷《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⑸载《畲族研究论文集》。

    ⑹此信写于蓝周根《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发出之后的1982年7月30日。

    ⑺见《云和县志》《建阳县阳》《仙游县志》《景宁县志》《永泰乡土志》《遂昌县志》《平阳县志》《南平县志》《长汀县志》《候官乡土志》《长泰县新志》《丰顺县志》等。

    ⑻转引自蓝周根《畲族有自己的语言》打印稿。

    ⑼《广东省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11页，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

    ⑽《松阳县志》卷五《风土》，民国15年（1926）刊本。

    ⑾《松阳县志》卷六。

    ⑿见松阳县大东坝镇茶排雷金土存《雷氏宗谱》和象溪镇蓝棚蓝志芳存《蓝氏宗谱》（均为汉族）。

    ⒀《畲族简史》第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⒁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畲语概述》，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1、2期合刊。《畲族研究论文集》转载。

    ⒂杨成志等《广东畲民识别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⒃《福安畲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福鼎市畲族志》（资料本）。

    ⒄杨昌文《贵州的畲族》、《全国畲族文化风情旅游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景宁）。

    ⒅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第9、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⒆罗美珍《致中共丽水县委并转统战部蓝周根同志的信》。

    ⒇.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0页。

  （21）《畲族历史与文化》11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22）（23）《广东畲族研究》第211－213页、191－192页。

   .（24）徐杰舜、邓文通《从瑶族支系问题谈起》，《瑶族研究论文集》第5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25）《畲族研究论文集》第391、392页。

   .（26）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

   .（27）《畲族研究论文集》第60页。

   .（28）游文良《再论畲语》，福建省畲族文化研讨会论文，2002年11月（宁德）。

   .（29）《畲族研究论文集》399页、62页。

   .（30）蒋炳钊《畲族族源初探》，《东南民族研究》252、25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31）蒋炳钊《关于畲族来源问题》，《东南民族研究》266页。

   .（32）《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