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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畲族主要散居于闽、浙、粤、赣、皖诸省人口稠蜜的东南沿海地区，畲语的语言岛显得渺小而分散，但他们仍保留统一的民族语言，并以此作为民族认同和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之一，显示了语言稳固性的特点。这也可说是其他散居民族不能比拟的一大特色。瑶族语言就分瑶语支、苗语支、侗水语支和汉语4大支系几十种，还有木柄瑶、拉岜瑶等语支未定，其他如苗、彝、纳西、布朗、蒙古等族也不是只操一种语言⑴。畲语虽受各地汉语方言的影响而稍有差异，然与畲民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畲族语言不同，“打畲客腔”。可见罗美珍、毛宗武等说畲族“使用汉语客家话”是毫无根据的。然而谢重光先生仍然肯定地说，“畲族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特别是其中的客家方言是不争的历史事实”⑵，却不问问客家话是怎么形成。最近，赵则玲《浙江畲话研究》一书搜集、纵合了许多畲语资料，研究结论认为“客家话对畲话的影响是表层的、分散的，而不是深层的，更不是体系上的。我们认为体系不接近，就没有理由说它们是同一种方言”，但又说畲话是“汉语的一个独立方言”⑶。既然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独立语言，就不会是“汉语的一个方言”。这些问题应予以搞清理顺。
一、说“客家”：客家民系是天生就有的吗？
邓晓华《畲族与客、闽族群的语言文化互动》⑷虽然挂了“互动”两字，但在开头就说“畲族的‘汉化’过程是‘客家化’过程”，好像客家是天生的，如果无客就“畲将不畲”了。畲与客是何关系？先看一看客家民系是怎样形成的吧。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八章《客家方言》说，客家先民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族逐渐向南方迁徙而形成今天客家分布的格局，他们南迁虽始于东晋，然而形成特殊的民系还是宋代以后的事。广东的客家大半是宋末明初才兴盛起来。前三期的迁徙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现将前三次的迁徙情况摘抄如下：
迁徙次序 迁徙时代 迁徙原因 迁徙起点 到达地点
第一次 东晋至隋唐 匈奴等外族入侵 并州、司州、豫州 最远至赣中
第二次 唐末到宋 黄巢起义 豫西南、赣中 赣北、皖南
第三次 宋末到明初 蒙元南侵 闽西、赣南 粤东、粤北
书中还指出，客家移民进入闽、粤以前，那一带原住着畲族，客家移入后，经过一段客畲杂居时期，“客话和畲语间显然有过强烈的相互影响”⑸（此书出于罗美珍文章之后，并未视畲语为“客家话”，而是将“客话”与“畲语”并提）。谢重光先生认为，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只能追溯到唐代安史之乱，移民迁出地主要是江汇地区，接受移民的重点地区，北宋主要是赣南，南宋主要是闽西，元代主要是粤东⑹，其路程更短，时间更晚。
蒋炳钊教授《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客家文化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等文不赞同张应斌“客家文化就是中古汉族民间文化”及谢重光“南迁的汉人以其人数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当地原居民”（《客家源流新探》）等观点，明确指出“客家文化是畲汉文化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不可能以一种民族文化去淘汰另一种文化”。客家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地域）特点……必须与当地土著民族经过一段文化采借和涵化的过程”，也即“必然是入迁的汉人与当地畲族融合的过程”。因而不能把刚迁于该地区的汉人称之为客家，认为客家形成可能始于元代，形成于明代。他还例举为什么同祖而居地不同，有的是客家，有的就不被认为是客家人，有的原不是客家，但迁入客家区域内即成为客家，南方诸省的汉人都谓其祖先来自中原，与客家先民来源是一样的，但他们都不被称为客家，而形成越海系（江浙）、湘赣系、闽粤系（福佬）、南海系（两广）。他还例举了客家在语言、服饰、山歌、风俗及妇女地位等方面吸收了当地民族文化的许多事实⑺。周立方先生也指出，“不应把客家文化单纯地看作是中原文化的南移，而应是中原文化与畲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客家精神、客家语言、民间宗教信仰、民情风俗等等，便是在这一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⑻。这些都说明畲族对客家民系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中原汉人未进入畲族原居地，未与畲族文化产生互动，就不可能产生客家这一特突民系。
有趣的是谢重光先生也认为汉、畲先民是同时到达“闽西南”的，说畲族先民“在南迁途中”与客家有过亲密的接触，在“两宋之交”，汀、漳二州人口增加除了汉族移民外，还有“来自荆湖地区的武陵蛮、莫徭等畲族先民经由粤东到了闽南”⑼。那么真如毛宗武、蒙朝吉所说，是经了“畲、瑶、客同途迁徙”，畲与客是同时到达闽西了，那么此地的“原居民”又是谁？初唐(669年)时，以雷万兴等为首领导的畲民起义军就与陈元光祖孙三代进行了长达45年的斗争。畲族若是“两宋之交”才到漳、汀，又怎能在唐代与陈氏统领的官军对垒？又是畲族先民的鬼魂先到吗？唐军所镇压的“蛮僚”难道是“两宋之交”才入迁的畲族？这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吗？
毛、蒙说畲族是南北朝时到，谢说是“两宋之交到漳、汀”，看来，畲族单与客家就“同途”两次了，为何谢先生所说的客家迁徙路线又只字未提“荆湘地区”？畲族的迁徙史就是这为客家所左右、随着客家的影子忽前忽后地改变的吗？
这些说法实出于“客家中心论”，亦即事事必定是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来诠释历史的结果，所以天生的客家一到闽西，畲族就被“同化”、被淘汰，就“客家化”了，哪还有什么“互动”！
二、说“混合”：“客家”如何被混成了“犭客”？
罗美珍说：“说客家话这部分畲族自称‘山哈’……‘山哈’即‘山客’。这个自称说明畲族不是当地土著，而是畲与客家的混合体……有人以畲族称外来人为‘合佬’为理由，证明畲族是土著。所谓‘合佬’即是‘福佬’，指闽人……”⑽
“畲客”就是“畲与客家的混合体”这样解释“saŋ33xa/53”（畲客），其实是偷换了概念。畲语称saŋ33xa/53就是“生客”，也即“畲客”的音转，是偏正结构，即当地汉族对从外地迁入的畲族的统称，并不分什么自称、他称。专家在此将土客之“客”说成是畲族与客家之“客”，变成联合结构。难道畲族“自称”会将汉族客家也“混合”进去吗？其实，所谓“说客家话这部分畲族”中，广东、江西的畲民连“畲客”的称呼也没有，畲民称“ti31k31in22”（自家人），广东凤凰山区的畲民只在问他说什么话时才答“说畲客话”⑾，江西贵溪、铅山一带的汉人以前还称畲族是“野人头”“山上人”呢。畲族称汉族则是“x 31lu35”（哈佬）、“本地人”、“民家人”等称呼并存并用。“本地人”与“畲客”相对，“民家人”之民即“齐民”的民，历史上“齐民”与“异类”（对少数民族的蔑称）相对。“哈佬”（即“汉佬”），也非只单指“福佬”，而是畲民对汉族的统称，先是指“河佬”后指“福佬”，是对河南、福建汉族的称呼。“福佬系”在历史上出现较晚，畲族对“福佬”以前的汉民就是称“河佬”。如照罗专家的说法，“侠客”就是侠士与客家的“混合体”了，其实，“畲客”一词按明淡孺木《枣林杂俎》云：“佘（畲）……以盘、蓝、雷为姓，汀人呼为藩兰篓。藩兰篓，汀人称之曰畲客”的记载，则是汉族客家对畲民的敬称，一呼一称，贬褒甚明，“汀人”即客家，此“客”若是指客家，那么“汀人”称别人时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
各族群中人混来混去自然是有的，但畲族却不同，畲族是个弱小的蛮夷民族，一直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中国的封建帝王虽然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对边夷民族的政策却始终如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故“不仅不将之视作‘齐民’，且比之为虫、为犬、为豸”，而“施以残杀、压迫、驱逐、同化等手段”⑿。畲族就难逃劫数。房学嘉《客家源流探粤》说，在宋元时期，畲族人口仍在数不少，但在封建统治残酷压迫下，“畲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死举义。结局是，一部分人被剿杀，一部分人外逃，一部分人改变族属，被迫向汉族*拢，一部分为客家，一部分为福佬，一部分为广府。这就是客家人认同于汉族，属于汉族一个支系，但在语言与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有相当大差异之故”⒀。对于畲混入客，还有一种原因。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说，客家南迁，旅途艰辛，造成许多老弱者与“身体不结实的女人”减员，客家就不得不娶畲女为妻，故而“与畲民混血”。张光宇《东南方言关系综论》也说，客家在血统上变成“半汉半畲的民族”。朱洪、陈宏文等都指出历史上曾将客家误认为“犭客”或“犭乞”，而称客家话为“蛮语”⒁。这“蛮语”即畲语（《临汀汇考》云“闽地之蛮称畲”）。王增能先生还说，“闽西客家妇女……打扮起来活象少数民族”⒂，这不正说明了客家民系血统被畲混入的程度、客家话受畲语影响的深度吗？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还从畲、客人口猛然的消长情况来说明畲混入客的事实。可是有的专家却不顾事实，将它颠倒过来。难道客家人是傻瓜，硬要“混”到畲族中来送死，还是专为传授“客家话”而死不足惜？旧社会可不比现在，畲族学生高考分数有照顾，发展经济政策有倾斜，他们饱受的只有歧视和压迫。
说到畲族的汉化，漳州漳浦一带畲民是个特殊的例子。那是唐初陈政、陈元光、陈珦祖孙三代率唐军镇压畲民起义后强制同化使然。其婚俗中有些特殊的习俗（嫁生不嫁死），仍表示了对强迫同化的反抗。所以畲歌有“养女莫去嫁哈佬”的教育内容，“婚姻不与外人通”的族规，外族“混”入畲族是极少数。这类人即谓“汉化畲族”。如有的汉族男子到畲家招亲，说畲语、从畲俗，而未改姓，使畲族的姓氏就有所增加（如李、吴、陈、杨等姓）。但这种“畲化”的汉族，并不只限于客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些“汉化畲族”原“隐入”汉族的仍认同畲族而恢复了族属，却没有畲化的汉族要求改为汉族的。正如蓝万清同志所说，“任何超越畲化汉族和汉化畲族的说法和做法，在心理上是浮躁的，在态度上是傲慢的，在话语上是霸权的，在学术上是非理性的，在理论上是教条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⒃。
三、说“放弃”：客家先民的“中原官话”哪里去了？
如上所述，客被畲“混”成了“半汉半畲”、客家话变成“蛮语”，并不是客家的什么优势，而是它刚迁入时的弱势造成的。有的专家却认为是客家优势，逼得畲族“放弃”了畲语。陈宏文先生说客家先民“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畲胞的实用词汇，并凭自己带来的汉文化优势，把它融合过来。难怪有人把客话误认为是‘蛮语’”⒄。说的是凭其文化优势把畲语词融合到客话中，而不是如张光宇等所说“畲族人语言被司豫移民的后裔同化”。然而，“放弃”也罢，“同化”也罢，在他们看来，畲语是彻底完蛋了，罗美珍等怎么又说畲族所说的“客家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与现在的汉族所说的客家话不同”呢？罗美珍、毛宗武等说畲族“放弃”的自己语言是“瑶族布努语”，那么客家的“蛮语”也定是瑶族布努语了，怎么还有客家话？“布努语”又怎能冒充“客家话”？
其实客家民系形成于元明时期，客家话的形成也不可能早于这个时期。但这以前已有好些畲民从漳、潮地区迁往非客居地闽东闽北，如最早迁到浙江景宁的一支畲族是唐永泰二年（768）⒅，也就是说，他们与客家是擦肩而过或根本未打照面，客家怎么去“同化”他们？那么这部分未放弃的畲民说的是原来的“瑶族布努语”，肯定与“说客家话”的畲民不同，可他们的语言却是统一的，这就说明他们说的并非瑶族“布努语”，他们自己的语言并未放弃。蒋炳剑教授就提出质疑：“时隔数百年，闽东的畲族缘何会保留客家语呢？”
这几位专家极力想否定畲语与客家先民语言之间的互动，认为客家人的话一直未变，是永远不变的。那么他们用以“同化”畲族的语言则是南迁前的语言;中原官话（河洛官音）或“江淮官话”，如这样客家和畲族说的则都是中原官话，那就是北方方言，哪里又钻出什么客家话来？客家的传家宝“中原官话”或“江淮官话”现在到哪里去了？这明明是客家放弃了原来的语言而说“蛮语”，可又被专家颠倒过来了。邓晓华先生竟还发现了“中原官话区的客话”⒆，也即说客家先民未出发前，在并州司州豫州或“江淮地区”时就叽哩呱啦地说着“客话”了。这中原“官话区”的“客话”分布在哪里？
可见，客家优势、客家话天生的观念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是“客家中心论”在学术上的反映，借用蓝万清先生的话说，是“傲慢的”、“霸权的”、“教条的”、“非理性的”，朱洪、姜永兴两先生说“探讨畲族有没有本民族的语言不只是学术问题，也关系到畲族人民能否得到平等地位的问题”⒇。一语道出了要害！因为语言问题不比族源等问题的探讨，随时都有极其丰富的材料可查。在建国50余年后的今天，江应梁先生早就指出的“对蛮夷民族的轻视”的“由历史上给我们的一贯传统的见解”，还未“完全打破”（21）。这可谓是我国民族学、语言学研究的一大悲哀。
现在来看一看客家先民语言的变化。
（一）《汉语方言概要》指出客家先民在迁赣北赣中时，其语言已产生了变化，“与非客住县的临川的赣语就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罗香林《语言与文化》附录三‘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中已经指出来了……”
（二）谢重光转录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章《方言与移民关系》的树形图中，“客家话”是“赣语”下分支的。现转为横向临摹图如下：
吴语 闽语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
湘语
· 北方官话
古汉语 客家话
粤语 赣语
但他却说“客家话与江淮官话的关系最近”（22），想为其所用却露出破绽。
（三）房学嘉《客家源流探粤》说得更清楚：“客家话在当地民间叫‘阿姆话’，‘阿母’与普通话的‘母亲’同义，即客家话为母亲话……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少数原汉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通婚，建立家庭，其后代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话叫阿姆话之故”（23）。客家语言第二次变化已说着“畲族母亲”的话，才有“蛮语”之称。
所以，《现代汉语方言》说“汉语方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混居于民族地区的汉人，也使用着不同类型的汉语方言。这些汉语方言往往因居民来源的不同及本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各具特色”。这样，就可知客家先民迁徙、称呼和语言变化的轨迹了：
在中原祖地，称"士宦“衣冠”
在赣北赣中停留，无专称
南迁 → 南迁→ 迁居闽西等处，称“犭客 ”与赣方言有许多相同特点
变化 → 变化 → 说“阿姆蛮语 ”，也即畲语
操中原官话
或江淮官话
这就是赣语、畲语对客家先民语言影响的结果，客家话就是“阿姆话”。
四、说“多元”：如何看畲语中有几个别语族的同源词？
有的同志认为，畲族古语词中亦有极少数词语与侗水语族、苗瑶语族有同源关系，从而认为畲族的构成是多元的。谢重光先生则具体点出畲族融入了武陵蛮、长沙蛮、百越种族、山都木客、汉族客家、福佬及水居的疍民等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原住东南的古民族，还认为“畲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群概念了（24）。照如此说，则东南一片几乎全是畲族的天下了，因何“独霸东南”的畲族竟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有人说，从如今的现状看，畲族也像“多元一体”，但这是外部条件造成的。如将广东4县称为“活聂”的过山瑶和贵州5万多“东家人”定为畲族，都是全国解放后的事，并非原来的“多元组合”。
畲族曾被称为“蛮”或“蛮僚”“洞蛮”，但“蛮”和“百越”都是南方民族与地区的统称，民族支系甚多，不能说蛮族与百越民族都融入了畲族。畲民很早就居于蛮地、越地，说他是蛮或越中的一员是通得过的。再说“莫徭”原非族名，而是指不负担国家徭役的人民（江应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谓“名为徭而实不供徭役”。“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说明畲在其中，但并非畲族和瑶族都出自“莫徭”族。不供赋役的山民甚多，汉族也有。“瑶人”即不供徭役之人，并非只指瑶族，那么多支系合成一个瑶族，还是得益于费孝通先生。“瑶民畲客”“瑶所至曰畲”等被有的人认为是畲、瑶并称而用为证明“畲、瑶同源”的证据，其实这“瑶”即“徭”，应是“不徭民畲客”甚明。
再说“畲”，今都理解为刀耕火种，游山狩猎的山民就是畲族。如谢重光先生引南岳玄泰禅师见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至害而作《畲山徭》即是典型的例子。他说“畲山儿”的活动与畲族“去瘠就腴，随山种插，迁徙无定的生产、生活特征完全符合”，因而“提供了把武陵蛮、莫徭、畲族有机联系起来的重要环节”（25）。那么刘禹锡被贬夔州时作《竹枝词》《畲田调》有“长刀短笠去烧畲”“下种暖灰中”之句，岂不巴东也尽是畲族了？“烧畲”乃一种耕作方法，《农书》《韵府》谓“烧榛种田曰‘畲’”。如此畲即畲族，则全世界绝大部分先民都是畲族了，因为人类几乎都经历过“烧畲”“游猎”阶段。对于畲族的畲，《龙泉县志》谓“畲，火种也，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已解释得很清楚，其余都甚过附会。 畲语中如确有与别语族同源的词，又作何解释？我们只要把畲族放在中华民族的总体历史背景来分析，就不难理解。
人们都知道，汉族是以古代华夏族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被夏族称为人祖的太皞伏羲氏是犬戎之祖，又是东夷部族之袖领，常与信仰日、鸟的东夷小昊族并称；炎帝神农氏“生于羌水”（岷江），而羌姓，而后东渐，蚩尤也姜姓，是“炎帝之裔”，后居东夷地，与黄帝战于涿鹿；黄帝原居西部，其子“昌意降处若水”（雅砻江），孙颛顼，其后裔“祝融八姓”也是东夷部族；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又名“俊”，继承东夷文化，崇拜凤鸟图腾，“俊”字的甲骨文就是单足鸟形；尧为喾子，尧之婿舜却是东夷部落首领；禹“生于石纽”（四川广柔）“兴于西羌”，而与契、皋陶、伯益等东夷部落长共事；商祖契、周祖弃均为帝喾子，属东夷系统。所以《中国通史简编》说“最早居于中国中部的是羌族和蛮族，东部属夷族，西部属黄帝族，经过长期的斗争，黄帝族成为中国的主人（即《盐铁论》谓“轩辕战涿鹿、东两曍（皞）、蚩尤而为帝”），其他民族，或被驱逐，或被同化”。可见华夏族也是混化形成。那么，中国古代之汉文化，实际上是华夏、戎羌、东夷等文化交融而成，其中的古汉语当然也不例外。丘菊贤等从考古文化序例考证后指出：“大汶口文化上限与仰韶文化交*，下限与龙山文化交*叠压，三者互为衔接一脉相承，是我国父系时代社会剧变的缩影。假如说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分别以反映华夏、东夷父系的情景，那么龙山文化则是把华夷两族父系晚期的社会变化都概括于内，说明远古时代两族关系之密切……《史记》既然把华夷两族中传说的英雄的人物穿插排列在一起，作为古代中原的开发者和古文化的缔造者，可见华夷两族间亲密关系由来已久”（26）。
以后的华夏与四夷民族也是有关联的，故云黄帝后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如尧之“放四罪”也即“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方人；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记》）；舜之“流四凶”也即“流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春秋左传正义》）。浑敦为帝鸿氏“不才子”，“狗头人形”的穷奇为小皞氏“不才子”，梼杌乃颛顼氏“不才子”，饕餮是缙云氏“不才子”。以是郝时远先生说，“按照这种传说，所谓‘四夷’之族与‘华夏’实为共祖，只是因其‘不才’、‘无道’而被放逐于四方……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是由蛮、夷、戎、狄脱胎出来的说法确有史证可考”（27）。及至周灭商，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东夷十七国反周，为姜尚所败而致夷人南逃，《吕氏春秋》故云“为虐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说到东夷，中央台电视权威人士还说，“四象”之南方的朱雀，即代表信仰凤鸟图腾的东夷少皞部落南迁之民之象。
据我们研究考证，畲族源于东夷之风夷，周灭商时为姜尚所逐而南迁（28），有部分可能还要早些。那么从夷与华夏、戎羌的关系来看，畲语中有几个与汉藏语系其它语族同源的词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是历史留给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印记，也是他们同属汉藏语系的原因，却并不能证明畲族混入了武陵蛮、百越等其他民族。许多专家都注意到原畲族住地发现一种与当地民族不同的“浮滨文化”，即可能是畲族迁入时带来的，因“畲族是闽地最早的居民”。
五、说“共勉”：一封信怎样变成“惩治”畲民的证据？
罗美珍的“畲族无语论”;《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抛出后，首先在干部和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纷纷提出质疑。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学习的畲族干部蓝周根同志在有关教授的关心支持下，写了《畲族有自己的语言》（29）一文，并向国家民委反映，以求澄清事实。可就是这么一篇小文也为学术权威所不容，1982年7月30日，罗美珍摆出一副学阀的脸孔，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丽水县委写了一封所谓与蓝周根“共勉”的信，蓝周根同志就要大难临头了。
此信标榜自己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与“党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宣传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但又出尔反尔：“说它是汉语客家话，不是根据历史，也不是根据它是不是一个民族说的，更不是凭印象，是经过严肃的科学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试想，丢开了说此语言的对象，那还“研究”什么？研究民族语言却排除了“历史”和“民族”，还有“事实”“科学”可言吗？此其一。
第二，“如果认为福建、浙江等地畲族所说的汉语也是畲语，不仅不合事实，而且还会得出畲语有两种语言的结论，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布努语”可以冒充畲语，而畲族是绝对“不能有”自己的语言的，畲族要有自己的语言就“就不可思议”了。
第三，“任何民族都可能曾经有过自己的语言，在逻辑上不等于永远必须有自己的语言……（畲族）由于改变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因而倒推未曾有过的自己语言，这种逻辑推理更是荒唐的”。专家原说畲族向来都“使用汉语”，又哪有“原来”不“原来”的？畲民天天仍在说畲语，又何必“可能”“必须”，用得着来“倒推”吗？难道只有按专家的指令，叫“活聂人”祖先的鬼魂在南北朝时跟着“瑶、客同途”学“布努语”学“客家话”，又将客家话“储藏”千年后再在“明弘治”后起用才不“荒唐”吗？只有叫畲族先民与苗、瑶、客一次次到“黔中”去“同途迁徙”的逻辑才叫“顺推”，这样“研究”畲语的专家才是“语言马列”吗？所以专家才会说“斯大林说的有关民族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民族而言的，对我国的民族（甚至对资本主义民族）不能生搬硬用”了。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概念是什么？难道“民族”“语言”也分国别、有阶级性的吗？肯定“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就是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生搬硬用，那为什么不把“有自己语言”的汉族客家定为“犭客族”？
第四，“畲族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存在于一个没有汉族的国家单位之中，而是与说汉语的民族共存在一个国家之内……硬将汉语说成是某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科学”。在专家看来，畲族是与汉族对立的，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就“大逆不道”了，就是搞分裂，闹独立，“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观点和立场的问题”了。说得够清楚了，畲族不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存在于一个没有汉族的国家单位之中，你要坚持“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就是要分裂国家，就是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政治问题。畲族只能不敢“有”了，怎么又“必须”有布努语？这到底是哪家的“语言政策”和“民族政策”？到底又是谁肆意地践踏党的“民族政策”？
这封所谓与蓝周根“共勉”的上纲上线的信，不寄给蓝本人，却寄给他的上司中国共产党丽水县委，其意甚明，即想借刀杀人。当时的县委自然看懂了信的份量，就组织各常委传阅签字、研究如何查处蓝周根的“严重问题”。一时谣言四起，满城风雨，弄得他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彼时蓝是政协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蓝周根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中央统战部写了信。中央统战部办公室专门为此事发文“主送中国共产党丽水县委”（1982年12月28日统发文第1111号），明确指出“关于畲族语言问题的争论，属于学术问题……不是什么立场问题和政治问题”，揭穿了权威的阴谋，蓝周根同志才免遭迫害。在拨乱反正后形势大好的1982年，专家还企图制造这么一起“文字狱”，这就是罗美珍的“共勉”！
事后蓝周根同志才看到这封暗藏杀机的信，但语言界是万马齐瘖、一片太平了。如曾小聪《汉畲文化的接触——以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为例》（30）就把“布努语”词与真正的畲语词混为一谈，结论说“使许多畲民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一向治学严谨的严学窘先生也说“今潮州少数畲族所操畲语与瑶族语言无异……瑶、畲同源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广东博罗、增城、惠东等的畲语属瑶语布努语，跟金秀的‘炯奈’、湖南的辰溪、洞口自称‘唔奈’的相同、相近”（31）。看后很使人奇怪，见文末说明“本文承毛宗武……等同志精心细校，纠正错误……”原来如此！本来，“凤凰山是畲、瑶分界的分水岭”，如今“战果”又扩大了，潮州的畲族也说“瑶族语言”，看来他们又“不放弃”了，又打了自己的嘴巴。因此一些少数民族的《史略》《文化史》都众口一词，照搬罗、毛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权威的“正确”。
因为畲族的语言问题，有的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甚至想借刀杀人，岂不正说明其“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科学”的恐慌吗？“学术腐败”可见一斑。真正高水平的专家，研究问题是不会背离畲族事实，不会强*畲族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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