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为公元4世纪居住在我国北方潢河（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一带的契丹族。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沿土河而来，和从潢河驾着青牛的女子在木叶山相遇，遂成配偶（这是“青牛”“白马”两个部落的融合），生8子分为8部，这表示契丹8部之间有血缘关系。唐贞观二年（628年），各部落依附于唐。唐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建立了契丹奴隶主的国家。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按照汉族政策制度建立了契丹的国家机构。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先进入后晋都城开封，改穿汉族皇帝服装。建国号大辽，改年号为大同。进开封后大肆掠夺，把后晋宫女、宦官、方技、百工、太常乐谱、石经等运走。辽在侵掠汉族地区时，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

　　公元1004年，辽圣宗进军到澶渊，宋遣使求和。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其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俘虏，辽历时209年。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去，在我国西北部重建辽朝，史称西辽。重建的辽朝在我国西北是一个强大的王朝，约有90多年的历史，公元1218年为蒙古所灭。

　　契丹族喜爱狩猎（辽庆陵壁画有很多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春季“捺钵”（出外狩猎设“行帐”称“捺钵”），用海青鹰捕天鹅，已成为典礼仪式。辽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青饲养，巴林右旗林东（内蒙昭乌达盟）辽庆陵辽圣宗、兴宗、道宗墓，尚有壁画保存，画中有契丹服装和汉服人物，以及四时山水和鸟兽等景物。1972年，吉林库伦旗发现道宗（1055～1101年）时辽墓，墓门洞和天井有巨幅彩绘壁画，左壁画有出行图。

　　至于乐舞方面，契丹族在建国后仍保留着很多原始的习俗，如：

　　“祭山仪”：在契丹族的发祥地木叶山，举行祭山仪式并绕树而舞。

　　四川大足石窟石刻“大方便佛报恩经变”中“外道谤佛”乐舞，实为新疆民族乐舞，显示了当时四川与丝绸之路上西域民族的交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瑟瑟仪”：祭祀太阳神。

　　“岁除仪”：祭祀火神。

　　以上均为辽本民族的乐舞，此后逐渐吸收汉族乐舞文化。

　　据《辽史·乐志》记载，辽从后晋得到了太常乐谱和乐工，据说是继承了唐代的遗制，用于宴会区别于雅乐的，这些乐舞在辽称“大乐”，当时“大乐”虽有坐部乐工，左右各102人，那是以景云遗工充任坐部，实际上坐、立部伎已亡，可考的只有景云等乐舞四部：

　　景云舞8人

　　庆云乐舞4人

　　破阵乐舞4人

　　承天乐舞4人

　　乐器有玉磬、方响、搊筝、筑、卧箜篌等十几种。

　　辽宫廷宴会上的舞蹈，礼仪隆重，大宴群臣和来使必有乐舞，辽帝还让回鹘、敦煌二使臣跳本地舞蹈。如接待高丽、西夏使者，则演出完整的节目，演出形式一如宋朝，有教坊致语、口号、赞，节目结束，竹竿子念“相将好去”，这是辽宋乐舞交流的结果。

　　辽皇帝出行巡视的宴会上也有歌舞，如辽天庆二年（1112年），天祚帝耶律延禧到东北混同江，在头鱼酒筵上，各族酋长依次歌舞，只有女真族酋长阿骨打不舞，天祚帝一气之下，几乎把他杀掉（《辽史·乐志》）。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中说：“契丹待南使，乐列三百人，舞者更无回旋，上下顿挫，伸缩手足而已。”

　　辽太祖阿保机得到大量汉人从幽州等地入契丹，帮助从事耕作，营建都邑，建筑宫室等，并模仿幽州制度。辽上京（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附近）建汉城，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都是汉人。后晋石敬塘在割燕云十六州给辽时，亦以伶官及乐器贡献给辽（《五代史·伶官传》）。

　　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幽州（北京）为南京，云州（山西大同）为西京，辽阳为东京（后为渤海大氏所有），连同中京（号显德府，故平壤城）共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契丹为游牧民族，性格粗犷豪放，能歌善舞。喜穿窄袖，窄绿短衣，长腰靴，蹀躞带（系在腰间上有小刀、火石等），在茂密的的草原射猎（沈括《梦溪笔谈》）。又《图书集成·乐律典》卷九十：“大辽渤海俗，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随之，更迭唱和，回旋宛转，名《踏锤》。”这种舞蹈极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特色。但是在与宋交往中，契丹人也明显地接受了汉族宗教乐舞文化的影响。东蒙赤峰地区的古庆州，今巴林右旗索布力嘎苏，是辽代的重镇，三代皇帝（圣宗、兴宗、道宗）的陵墓都在此处。庆州白塔，通称“白塔子”，又名“释迦如来舍利塔”，在城西北，从第五层发现的铭文证实，塔建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是辽代建筑的明珠，八角形的塔身，共分七层，每层都有花卉人物和乐舞浮雕，最奇特的是，在第七层的八条脊上，各骑一铜人，前有螭首，螭首前有鎏金圆形和菱形铜镜，日光照射，灿烂夺目。宝塔的乐舞弥足珍贵，如第一层的《拂林弄狮子》，一胡人（或为拂林，即波斯人）头缠长巾，用绳牵狮子把绳尾置于颈后，着袍，长靴，狮子雄伟异常，胸饰巨铃，四足有力地踏莲瓣盆，背驮宝物，前面一胡人双手捧宝物，后面一胡人左手托宝物，右手插腰，右足踏步起舞，或可称之为《胡人献宝图》。最有特色的是塔上的三人舞浮雕，这种模式是契丹人的创造，不但庆州白塔是如此，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罗汉塔也是如此，三人舞中有四幅舞姿清晰可见，舞姿生动活泼，均为男性舞蹈，而且舞者大都为西域人。第一幅三人舞，中立一人戴毡帽，帽上有装饰，深目高鼻，有络腮胡须，着短袍，左手上举与头齐，右手置于胸前，左脚脚跟着地，踏步，半扭身，右足足尖点地起舞，右舞者吹横笛，吸右腿，左舞者执拍板，以左腿为主力腿，吸右腿而舞。第二幅中一美髯公坐于凳上，头戴毡冠，手捋胡须，吸右腿，右舞者甩左袖起舞，左舞者吹横笛吸右腿而舞。第三幅中立者戴毡冠，手抚腿上，左右踮脚跳，左脚跟着地，右脚尖点地。伴奏者左吹横笛，右持拍板边奏边舞。第四组中立者络腮胡，左手甩袖插腰，右手上举，吸右腿，右舞者徒手而舞，右手推掌，左手上举，右舞者留须，持三弦于颈后，反弹，吸右腿起舞。此种舞姿为中国首见。同时，由此可知，三弦这种乐器在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即已存在，而且得到人们的喜爱。这一文物的发现，把三弦乐器的产生时代上推数十年。无独有偶，辽道宗清宁四年蓟县独乐寺又建白塔，而位于北京房山的云居寺还建了北塔和南塔，南塔建于天庆七年（1117年），而北塔可能早于南塔，高30米，塔身两层，锥形顶，上保存了契丹乐舞，特别是一组三人乐舞，中立者似男性，面部已毁，着窄长袍，长筒靴，吸左腿，举三弦于后颈部，左手执轴，右手弹拨三弦，边弹边舞，和庆州白塔反弹三弦，遥相呼应，实为乐舞一奇观。第五组舞蹈为二汉装舞伎，头梳双髻均簪花，上身半裸，戴项链，身披长飘带，腰间结同心结，下着喇叭裤，左舞伎右手上举，左手插腰，吸左腿，右舞伎左手上举，右手插腰，吸右腿，动作和谐匀称，这是典型的中原乐舞。

　　契丹与中原乐舞的交流，在《契丹车骑出行图》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这是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出土的壁画，描绘的是贵族出行，主人乘坐驼车，车旁有乐舞仪仗。乐伎舞伎均着汉装，头戴幞头，身着长袍，下着靴，自左至右吹哨、竽、横笛，击长鼓、擂大鼓、举袖于胸前起舞，下蹲击拍板，这是一支边奏边舞的队伍。另外，《契丹侍吏臂鹰图》，下漫漶不清，只留一舞人一拍板，似与上图为一个粉本，只是舞人留胡须，拍板人的手露在外边。

　　《契丹人引马图》，为昭盟敖汉旗出土，右边引马人留胡须，左手执棍，右手执辔，戴帽，着长袍，穿短靴，向前冲身，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点地。左边一人右手执细鼓棰，击鼓而舞，戴幞头，着长袍，尖头靴，两腿半蹲，合着鼓的节奏在起舞。此系一渤海乐伎，中间一匹骏马正奋蹄前奔。另有一幅《契丹人引马图》，出土地点与上图相同，牵马者披髡发，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马扬后右蹄。右一人戴黑色帽、着长袍、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为移步，击长鼓而舞，为渤海乐伎。

　　辽的“散乐”包括杂剧、歌舞、百戏杂技，是从后晋传来的，后晋伶官刘煦于天福三年（938年）把“散乐”带到辽京，皇帝生辰都要演出。《辽史·乐志》记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贵族士大夫家以及民间都有“散乐”演出。在河北宣化出土的辽天庆六年（1116年）墓室东壁的《散乐图》上，一舞者头戴幞头，长袍束带，足着靴，斜抱肘，全身向右倾斜，舞态从容。由十一人伴奏，乐器有筚篥、曲颈琵琶、竽、横笛、排箫、大鼓（有架，上绘凤凰、云朵）、杖鼓（左手拍鼓面，右手执杖击鼓）。在河北宣化辽张世古墓西壁的壁画上，绘有七人，均戴花装幞头，上插花卉，眉间涂一黑点。有女子独舞，梳髻，着绿短衣，黄长裙，黑鞋，左手平伸，右手弯曲至头顶，右脚向前点地，左脚跟提起，脚尖着地。这种辽代女舞形象较为少见。至于马术表演，也属“散乐”，如故宫博物院的两幅藏画即对此进行了描绘。辽清宁三年（1057年）程汲之绘《便桥会盟图》马戏部分（此为张孝友摹本），反映的是北宋与契丹会盟时马戏表演的景况。此段马术由十九人表演，马十八匹，男女艺人各上献艺，其中一人倒立，双足所举竿上又倒立一人，堪称绝技。

　　契丹建国之前流行原始巫教，其后受汉人影响，崇信佛教，在很多城市修建塔寺，寺内均有艺术性极高的雕塑，其中以山西大同（辽时西京）上下华严寺的雕塑“合掌露齿菩萨”，最为优美动人，这尊塑像头戴宝冠，面形丰润，眉目低垂似在沉思。上身裸，璎珞蔽体，飘带绕身，双手合掌于胸前，下着裙裤，腰系结子，出右胯，赤足踩莲花座，实为一幅辽代美人图，只有北京西郊门头沟戒台寺的石雕舞人能与它媲美。该舞人头梳高髻，上身裸，带璎珞，手执长带，全身向左倾斜，侧颈举臂，半蹲出左足，跪右腿，姿态奇特，富有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