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曲艺艺术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将包括曲艺在内的文学艺术事业纳入了整个国家事业发展的正常轨道。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也成为曲艺艺术真正开始走向自觉和自身事业全面发展的过程。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艺人地位的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前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和无组织状态的民间曲艺，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与重视，成为国家文化部门扶持和引导的主要对象之一。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了，曲艺有了自身自觉发展的组织依托。过去被视为“下九流”的“说书唱曲”行当，被赋予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内涵。艺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提高了，旧社会因“日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而被称作“叫化子”的卖艺行乞之人，成为新社会和自身艺术的真正主人，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这种由社会观念到现实制度的全新转换，为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规模空前的一次大会师，也是全国文艺界的进步代表告别旧社会、欢呼新时代的一次政治誓师。就在这次会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推举由解放区来的新鼓书艺人王尊三为主任委员，北京的评书艺人连阔如和山西的曲艺作家与小说家赵树理为副主任委员，负责联系和组织曲艺界进行艺术的整旧革新工作。当年的9月29日，北京的曲艺工作者在前门箭楼上发起成立了专门演出曲艺节目的“大众游艺社”。10月15日，北京市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赵树理等15人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负责主要包括曲艺的文艺创作与研究工作。1950年1月20日，该会主办的《说说唱唱》杂志创刊，以发表曲艺作品为主，为新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创作阵地。全国其他地方的曲艺艺人也都自动组织起来，迎接曲艺艺术新时代的到来。如1949年11月天津成立了戏曲曲艺协会；1951年9月，苏州评弹界在原有“光裕社”和“普余社”等同业组织合并而成的“吴县评弹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吴县评弹改进协会”等等。配合新中国的诞生，曲艺界革故鼎新的热情格外高涨。

　　到1956年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完成后，曲艺艺术不仅在政府也有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曲艺处，负责曲艺事业的演出管理和政策指导等，而且在全国建立起了分属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管理，或部队与各产业部门领导的各种曲艺表演艺术团体。如铁道部于1950年10月16日成立了“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53年4月组织建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音乐团”（后改名为“中国广播说唱团”）；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各军种文工团内也设置了曲艺演出阵容；许多省（区、市）及所属地、县也都有各自管理的曲艺表演团体。一些曲艺表演团体如“中国广播说唱团”、“天津市曲艺团”和“上海评弹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在成立后的创演实践中，不仅拥有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曲艺表演艺术家，而且成了曲艺创演的大本营。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相继与普遍建立，一方面为曲艺艺人在新制度下的艺术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机制，为曲艺的艺术交流和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曲艺艺人在由“艺人”向“演员”的职业转换中，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更有可能潜心从事艺术上的创造与提高。同时，一些曲艺表演团体内设置了专门的词、曲创作人员和舞台美术人员等，在明确艺术分工的基础上，为曲艺艺术品位的全面提高和适应创作演出的专业化和高台化提供了可能。

　　与新中国曲艺演出的专业化和高台化变化相关联，从前城乡许多卖艺为生的曲艺艺人，特别是艺术水平较低的艺人，有了固定的工作单位，或者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便不再从事曲艺演出。这就使曲艺艺人在数量上相对有所减少，但艺术创演的质量因为艺术活动的专业化和创演分工的专门化，出现了质的飞跃，有了极大的提高。

　　曲艺表演团体的建立，带给曲艺艺术的变化是具体而又深刻的。但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曲艺事业的发展影响最大，贡献也最显著的全国性组织，要数曲艺界的群众性社团组织--中国曲艺家协会。

　　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前身，是在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于1953年9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中国曲艺研究会”。王尊三被选为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赵树理、连阔如、王亚平、韩起祥为副主席。1958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赵树理当选为主席，周巍峙、韩起祥、陶钝、王少堂、高元钧当选为副主席。“中国曲艺研究会”的工作遂由“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替代。197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陶钝当选为主席，韩起祥、高元钧、骆玉笙、侯宝林、罗扬、吴宗锡、蒋月泉、李德才当选为副主席。1985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骆玉笙当选为主席，高元钧、罗扬、吴宗锡、蒋月泉、夏雨田、刘兰芳、姜昆当选为副主席。1996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曲艺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罗扬当选为主席，土登、刘兰芳、朱光斗、余红仙、姜昆、夏雨田、程永玲、薛宝琨当选为副主席。

　　中国曲艺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曲艺家组成的人民团体，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主要任务是“联络、协调、服务”会员，依法维护曲艺家的正当权益，“积极发挥党和政府与曲艺界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时期，全国绝大部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有相应的分会组织。这些地方分会到了“中国曲艺家协会”时期，均改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曲艺家协会。全国和地方的各级曲艺家协会，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一直是曲艺界进行艺术交流和展演的枢纽，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曲艺工作的助手。在举办各种曲艺展演和交流，进行各种曲艺比赛和评奖的同时，还编辑出版曲艺书刊，组织开展有关曲艺的学术研讨。50至60年代具有全国规模和重要影响的一些曲艺“会演”与“调演”，80至90年代举办的三届“中国曲艺节”，包括90年代经有关方面批准设立的全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评奖，都是以中国曲艺家协会为主组织进行的全国性重大曲艺艺术活动。创刊于1957年2月的惟一公开发行的曲艺专业刊物《曲艺》杂志，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该会所属的“中国曲艺出版社”，自1980年5月创办至1989年停办的近10年间，共出版曲艺曲本和史论著述约180种。至20世纪末，该会拥有会员共约2000人。随着20世纪晚期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曲艺的对外艺术交流也逐渐成为该会的工作内容之一。

　　就在曲艺的组织机构成为整个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曲艺艺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常所说的曲艺演员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许多曲艺演员不仅以自己炉火纯青的艺术赢得了社会包括听众观众的尊敬和爱戴，而且还有一些曲艺演员在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政协委员。比如著名的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就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曲艺演员，数量就更多了。这些艺人或曰演员政治地位的取得，不仅是他们个人政治地位提高的表现，同时也是其所从事的艺术得到社会承认和重视的一种象征。艺人或曰演员社会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又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作和表演。比如过去许多艺人为了谋生糊口，就不得不在创作和演出时迎合某些低级趣味，掺合一些荤酸内容，直接损害了曲艺的艺术品位与社会形象，使得曲艺的艺术创演长期处于恶性循环的发展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曲艺艺人职业地位的确立和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为从根本上改变曲艺创演低俗迎合的历史弊端提供了社会物质保障，给曲艺艺人发展自身的艺术，赋予了自尊、自信和自豪的心态。换言之，相关组织机构的建立和艺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曲艺艺术的革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