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风云激荡的社会政治革命和民族救亡的战争硝烟，激活了曲艺艺术服务现实的创演自觉，那么当时的一些具有民主思想和深厚素养的文化学者的关注、重视、肯定和研究，包括对曲艺发展历史的初步探讨，及对一些传统曲艺艺术遗产的初步整理，则为曲艺艺术文化地位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1900年“敦煌遗书”的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中有关曲艺文学的写本包括“变文”、“词文”等的发现，不仅改写了曲艺的信史，将曲艺艺术的可证之史由宋代上推至唐代；而且为文学领域界明以白话口语写作的所谓“俗文学”的历史源头提供了确凿的可信史料。加上“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涤荡，在中国文化界特别是学术界泛起了研究敦煌“俗文学”的潮流。其中对于有关曲艺文学如“变文”和“话本”等的注重与研究，使得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引起文化及学术界相应注意的曲艺艺术，开始向着确立自身艺术文化地位的方向迈进。

　　曲艺艺术文化地位的确立过程，从根本上讲是曲艺的学术文化地位确立演进的过程。对曲艺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价值的清理与认定，是判断其在整个中国文艺史上的价值与地位的基本前提。而对曲艺的艺术价值与地位的正确认识，又会给历史悠久且传统深厚的这门艺术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时，在探究其艺术特有规律的基础上，为曲艺的审美创造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然而，历史上有关曲艺的记载，只零星地散见于诸如宋人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都城纪胜》（耐得翁）、《西湖老人繁胜录》（无名氏）、《梦粱录》（吴自牧）、《武林旧事》（周密）、《醉翁谈录》（罗烨），明人的《陶庵梦忆》（张岱），清人的《扬州画舫录》（李斗）及近人的《清稗类钞》等笔记杂录之中。关于曲艺的曲本资料，也由于其编演通常只流传于艺人的口耳之间，由来绝少文字留存。19世纪之前，除发现了为数极少的宋元及明代话本包括残本之外，清代的《霓裳续谱》和《白雪遗音》等，是仅见的为数不多的曲本留存。而关于曲艺的理论研究，除去历史上个别艺人的经验总结与爱好者的感悟文字，更是一片空白。如此贫乏的艺术文化积累，与其原本遗产丰厚的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再加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包括曲艺在内的民间艺术的鄙弃，以及曲艺自身由于艺术文化积累的这种贫乏而形成的低水平重复，无法也不可能使它获得应有的社会与文化地位，难以取得人们对其独特价值充分而正确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20世纪上半叶一些文化学者对曲艺的关注与研究才显得格外可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着对“敦煌文学”包括“变文”等的关注与研究，而涉及曲艺的学术文化建构的人，最早的要数王国维、罗振玉、郑振铎和向达等人。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一些论文，对“变文”、“俗文”、“佛曲”、“杂曲子”等的考释论述，为曲艺文学的历史性研究开了先河。其中，王国维1920年写的论文《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罗振玉1924年辑印的《敦煌拾零》，郑振铎1928年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及1929年写的论文《敦煌的俗文学》，是这方面研究筚路蓝缕的重要成果。这种研究虽然将视角定位于文学，但由于是对“变文”、“俗文”、“曲子”等唐代曲艺文学写本的正面考释与探讨，因而可说是有关曲艺的学术研究的发轫之举。

　　到了30年代，这种研究出现了较有系统的成就。1936年初，陈汝衡发表了《说书小史》，对唐以来说书类曲艺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对明代大说书家柳敬亭和清代苏州弹词名家马如飞的书艺进行了专门论述。这部著述经作者一再修订，以《说书史话》的书题于50年代再版。其资料引用之丰富，分析论述之全面，为当时有关曲艺史研究的著述所少见，称得上是专门研究曲艺的第一部史著。1938年，郑振铎在潜心研究俗文学历史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其中对曲艺文学作为“俗文学”自唐代“变文”到后世“话本”之对通俗小说的影作了细致考察，尤其对“变文”与后来的“鼓子词”、“诸宫调”、“弹词”、“宝卷”、“鼓词”、“子弟书”之关系等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讲唱文学在中国俗文学里占了极重要的部分，且也占了极大的势力”。因而，该书有三分之一是论述的讲唱文学。与此同时，李家瑞编写并于1933年出版的《  北平俗曲略》，重点叙录了包括曲艺在内的62种老北京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以及唱词附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阿英在此间发表的论文《大鼓书》、《关于石玉昆》及所著《女弹词小史》书稿，包括193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弹词小说评考》，也是有关曲艺的专论与专史。此外，云游客1938年出版的《江湖丛谈》，张次溪1935年出版的《天桥一览》，其中的“评书大鼓”和“相声口技”等章节，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旧北京的曲艺艺术进行了综合的写照，是难得的研究曲艺的参考资料。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对“岔曲”等曲艺唱词与诗歌的关系，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整个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20至30年代曲艺的学术文化地位逐步确立的过程中，由学术开拓到观念转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要推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同时也是使曲艺的艺术价值在20世纪初期得到理性地张扬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巨匠和学术先驱。早在1920年，鲁迅就在为北京大学文科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中讲授过“宋之话本”和“元明清以来之讲史”。其中对古代曲艺说书中的“说话”及其分支“讲史”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话本留存，进行了较为详明的考察与阐述。1923年12月及次年6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了鲁迅的这个讲义。1925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讲义稿的合订本时，题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这是有关曲艺文学研究的最早史著。

　　此前的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讲学，讲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时，对古代的曲艺说书形式“说话”再次予以阐述。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上发表了这个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脉相承。虽然是文学史著述，但由于在叙事文学的意义上对曲艺文学和案头文学的渊源关系作了透辟的阐发--“'平话'即今之谓'白话小说'者是也”。--因而使得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学术界在矫正以往对小说艺术的偏见的同时，也一并提高了曲艺文学的文化地位，对千百年来民间艺人的文化创造和历史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与张扬。

　　这种以学术劳作的方式奠定曲艺文学艺术文化地位的意义固然重大而且深远，但鲁迅对于曲艺的功绩和更大的影响却是来自他作为一代文化巨匠对曲艺艺术的推崇态度。这种态度的亮相，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一场著名的文化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一些资产阶级文化人反对并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道路。1932年7月，自称“第三种人”且貌似公允的资产阶级文人苏汶（杜衡），在上海《现代》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论辩》的文章，污蔑说书唱本等是“低级形式”。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一大批人对曲艺艺术的偏见。对此，鲁迅在当年11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一文，予以反击。他在对苏汶的立场与态度包括学养进行全面剖析的同时，大声宣称：“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先生的话如黄钟大吕，捍卫曲艺价值与地位的态度十分鲜明，而且语调斩钉截铁，传达给世界一个响亮的真理，这就是，曲艺不是什么低级的形式。

　　正如包括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成果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它是孕育了中国章回体白话小说以及许许多多戏曲剧种的母亲艺术，是给了几千年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以精神滋养和审美愉悦的民族艺术。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讲，还存在着需要不断发展和改进的地方，如先生在其《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谈到怎样去芜存精时指出的，对待曲艺也应当辩证对待：“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但它毕竟是有潜力有希望的，能够而且必然会产生如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按：又译作“福楼拜”）那样的大家。可以豪不夸张地说，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鲁迅先生为首，包括瞿秋白等一些左翼文化人肯定和推重曲艺艺术的此类“宣言”一出，曲艺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地位才正式被确立了下来。曲艺艺术的历史演进，从此被注入了观念自觉的基因，踏上了理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