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民族一样，山西民俗的主干部分无论就其形式而论还是以其内容来看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的联系。汉民族的民俗风尚是以农业社会特有的经验为基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流动性小，社会交往不发达，“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安居乐业”、“宁死不迁”、“知足常乐”，重家庭，重伦理的民俗价值，而聚贮财物，沉淀货币，省吃俭用。崇尚节俭也就成了消费民俗中的核心价值。

　　崇尚节俭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汉民族的普遍习俗，但在山西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降雨量少，多山而且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植被较差，自然灾害频繁，是一个较为贫穷的省份。当开源的努力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而无法施展的时候，节流便成了人们自然的选择。节俭是贫穷的伴生物，是对付贫穷的消极办法。正如史籍所载：由于“地瘠则民劳而贫，自三帝三王以来，勤俭之俗未尝改过”，“河东地瘠民贫，风俗勤俭，”（《山西通志》）“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节俭的基础上，山西人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储蓄风俗，“山西人善积蓄，家有窖藏，”这些节俭与储蓄意识，并非局限于家乡僻壤，在太原、大同、临汾、上党等昔日的通都大邑也复如此。重要的是节俭，特别是储蓄民俗创造了一种土壤，一种氛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山西人发展起了他们曾经独领风骚于中国大地的金融意识，并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做起了金融生意，发明了票号，并使它独行于明清时代。

　　作为一种传统与习俗，节俭与储蓄的习惯至今仍然支配着山西人的消费心理与行为，目前山西人的人均收入位居全国的下游之列，但人均储蓄却位居前列。山西人节俭与储蓄的习俗在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广泛的记载。

　　节俭之风气在儒家传统中虽然发展较晚，但后来却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无论是贫寒之家还是朱门大户，在许多家训格言中都指出这是一种美德，历代皇帝不管自己是否节俭，但都须示天下以勤俭，勤俭为本这是每个好家庭的必备风习，诸如“勤俭持盈久，谦恭受益多，”在农民的头脑中尤如上帝的格言。

　　从本质上说，匮乏经济是小农经济的特征，崇俭则是匮乏经济的观念反映，它与本末观、义利观互有联系，维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占有和生活消费的封建等级标准和秩序。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