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是指其善于经商和金融计算的习俗而言的。

　　人们戏言，美国人的钱包都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民族历来以善于经营，精于计算而著称于世。

　　在浓厚的勤俭储蓄风尚中，山西人历来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这种风尚诱导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票庄票号的产生，在明清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山西人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国金融业的霸权。19世纪70年代一位欧洲旅行家到中国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几乎对中国每一个省的人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中国的犹太人”，是这位欧洲旅行家对山西人经商气质的评价。他认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业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和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产品。”“在所有的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倾象最发达的要属山西人。”（沙莲番主编：《中国国民性》）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中国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获“奥斯卡”大奖提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是当年执山西金融与商业之牛耳的祁县乔家大院。使乔家大院出名的不是这部电影，使乔家声名远播的，也不是因其中了状元，出了阁老，而是出了拥有近代商业连锁店的“复盛公”，具有现代金融机构特征的票号钱庄，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旅蒙商。”

　　这些二百多年前的银行家和“国际倒爷”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的华人街远比美洲的唐人街历史更为悠久，许多中国货从这里进入中欧和西欧，他们骑着马、拉着骆驼，推着蒙古人的“勒勒车”，跨过戈壁沙漠和草原，走向欧洲的这条商路，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座亚欧大陆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

　　今天的国际“倒爷”们也正是在这条商路上来回穿梭充实自己腰包的，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已换上了特别快车。

　　当年山西商人的崛起，与康熙三四十年开放海禁，以及嘉庆之后“移民实边”这样一次封建社会崩溃前的开放和开发大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山西票号和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就连发达的“吴越诸郡，察其市肆贸迂，多是晋省之人。”（《清圣祖实录》）且其触角已伸到了莫斯科和日本的东京。到了晚清，以祁县、太谷和平遥为代表的山西经商之风已达极盛。这里我们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徐沟县：“贫者皆习逐本”。平鲁县“人多逐本，不思敦本。”太谷县“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持行商为生。”盂县“服商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

　　经商风气之盛在商业人口的比例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在宣统年间，文水县从事商业的人口已占27％。保德县也达21％。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近代山西商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应在25％以上。（行龙：《山西近代人口问题初探》）当然，这个比例中有许多人和户是兼营商业，或从商而兼营农业。有些地方的商业人口比例还要高一些。如榆次“服商贾者十之三四。”平定“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十之五六。”

　　经商之风最甚的晋中一带，追逐商业利润已经形成一种风气，甚至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念，雍正时人们说：“山西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朱批御旨》）光绪年间晋中一带都送子弟去经商，而不是去“读书做官”，金钱向权力发起挑战，当时广泛流行的“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民谚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无商不富，这是中国的真理。山西的许多巨富、豪富都是经商起家的。山西商人究竟有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朝国库空虚，咸丰皇帝在收到山西票号商人的大量捐款和借款之后才度过了危机，皇帝向财主借款，这种稀罕事也说明了山西富商的经济实力。这些巨富几乎都集中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太谷、祁县、介休和平遥等县。让我们略举一二。清末光绪年间介休侯氏的个人资产高达800万两白银，可以说是山西商人的首富，太谷曹家财产有六七百万两，祁县乔家、渠家也都在三五百万两之上。（徐珂：《清稗类钞》）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比较，仅这几户山西商人拿出他们的个人财产，便可还付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英国交付的全部赔款。

　　经商带来的巨大财富导致了生活方式及民俗的某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质朴、勤俭、呆板的民风加入了一些新的色彩。

　　如，曲沃一改传统民俗，开始“重迁徙，服商贾、颇好神而喜讼，而竟利好斗”。

　　汾州，由于“商贾云集，民物浩穰”，使得“俗多侈靡，讼狱滋烦。”

　　汾阳，这个明代贵族聚集之地，更是“多商贾，喜华靡，世禄者众，知礼者鲜。”

　　太谷，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金融中心。由于商业与金融业的繁荣，流入了滚滚财富，使这个小小的县城风貌一改历史上的沉寂而达到了空前的繁华。我们无法描绘当时的情景，但直到本世纪20、30年代，人们仍然看到太谷的居民所具有的大都市风采，他们的形象都极为端正，特别是那些女子，美丽而优雅，仪态十分迷人。居民的服饰华丽而不俗，在隐约之中，人们尽可以看到这里昔日的辉煌。（《山西历史缉览》）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太谷、祁县和平遥等地看到许多古堡式的高大建筑，深宅大院之内肯定深藏着许多或悲、或喜、哀婉动人的故事。这些昔日车水马龙，豪华阔绰的住宅，在葱绿的田野环抱之下，呈现出中国古典式的田园风光。多少年过去了，既便是在今天，与富裕起来的农民刚落成的现代建筑相比，它的气度与风韵也毫不逊色。

　　山西的商人，那些富商巨贾和票号财东发迹之初都是由创始人靠肩挑小担货郎鼓，或是小本经营杂货铺起家的。且不说他们那抛妻别子十几年不得回家的艰辛，严格的禁欲习俗和无子不为大的价值观念也是值得重视的。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总结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时，特别推崇了新教伦理中忘我的工作以聚收财富，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生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过去与现代所缺乏的，正是与小农习俗完全不同的商业精神。山西商人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对财富的追求以及类似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风习所体现出的商业民俗价值，都是极为宝贵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商业不发达，商人为官宦所不齿，无论是自然交易中“市”的习俗，还是交换媒介中“商”的习俗，都是农业社会“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风俗所不容。传统民俗相信：“男子不远游，女子不交易”，不仅重信义甚于重利，重情感甚于重利，重信用也甚于重利。统治者更认为经商做买卖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廉耻沦丧。竞争更是人所不能为的，一条小溪无法改变河流的颜色。

　　所以，山西人的商业精神对于传统风俗的冲击和影响不能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