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孤立和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封闭与保守的特点。那么，相对于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山西尤是这样。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北部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面以黄河、中条山脉与河南交界，西面奔腾在1000多里长的晋陕大峡谷中的黄河，象一把利刃把黄土高原拦腰截断，一面是陕西，一面是山西，东面越过重峦迭障，连绵不断的太行山是河北。

　　显然，这样的自然环境使得山西与中原地区比较形成了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作为一种背景，一种人们活动的舞台，地理环境无疑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风俗习惯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因素。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孤立阻碍着异质民俗文化的进入，因而，处于孤立状态的民俗变化较小，惯性较大。这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很有可能使山西形成了一种较有自己特色的风俗文化，使其他地方的人感到山西人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相对的封闭产生了一种很重要的副产品，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山西人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我们”的意识颇为浓厚，这种社区归属感突出了地缘关系的价值。比如，山西商人内圈之中很少有外人，尽管他们远涉千万里，总是在外面事业有成，但其总的特点却是“不扉眷，不娶外妇，不入外藉，不置外面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宝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远在内外蒙古雇佣成千上万外地人的大型票庄和商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等，凡拥有股权的重要经营者均是清一色的故乡人。多山导致的交通不便也严重阻碍了山西人广泛的社会交往。山西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就有十几种方言同时存在，不仅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一座山，一条河流的两边，人们的语言、风俗就有很大的不同，雁北与晋南，不足几百里，但二者在语言风俗上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宛如一个在北方，另一个在南方。

　　显然，这是长期以来社区的相互封闭，缺乏交往，风俗文化的传播与流动速度较慢的结果。

　　社会交往的不足很容易养成封闭与保守的社会心理。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了山西人“山重水复，交通不便，各重保守，各执成见，自成风气”。山西商人早年所表现出的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商业精神，为什么后来衰退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人所经营的商业、金融业、“经验多而学术少，具有保守之性质，不能彼此联合”，失去了创始人的进取精神。在近现代历史条件下，“不知派子弟留学商业专门，专搏徒弟制，略知酒扫应对，不能通世界之言。”当大量的西方式银行与商业机构纷纷建立，商业、贸易与金融中心转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此消彼长，山西的商业、金融业无法适应这种形势的巨大变化，因而逐渐趋于衰落。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有易于分裂势力的存在，在交通与信息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中更是如此。阎锡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点割据地方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种环境也促使了加强行政控制的倾象。在清王朝和阎锡山统治时期，行政权力对人民的控制十分严密。清朝近300年间，山西一直没有发生具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军北伐时，所到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当地居民无不揭竿而起，应者甚众，而在山西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北伐军从陕西渡黄河入山西，横穿山西后又经太行山入河北，山西人对此响应者寥寥，无波也无澜。所以说，长期而又严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条件上加强了山西人封闭与保守的心理。

　　作为一种结果，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山西民俗的特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这就是：他们也许不善言辞，但却精于计算，善于在计算的层次上从事微观经营，在这点上山西人不愧是“中国的犹太人。”

　　大上海，这个昔日远东第一大都会，曾经执中国经济之牛耳，有过近半个世纪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昨天的“南蛮之地”小广东却以它火箭般突进的经济实力向上海人发起挑战，90年代伊始，上海人突然发现自己落伍了，感到自己是精明但不聪明。开始重振雄风。山西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商业意识和经营才华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与一百多年前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做买卖相对应的，今天活跃于黄土高原上的众多买卖人中，更多的是江苏、安徽、四川以及浙江的温州人。

　　今日的山西人更需要重振雄风。

　　山西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够活泼外露而很内向，心理相对封闭，但有一种内在的韧性。此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易冲动却很能吃苦。朴实节俭，富于积蓄心理。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也为山西人抹上了一层浓浓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