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390窟壁画隋代乐队。画面上有演奏者八人，所持乐器有琵琶、竖箜篌、方响、笛、排箫，均站立演奏，属行进中的仪仗乐队。

　　莫高窟220窟乐舞图。窟中有唐贞观十六年（642）的题记。其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中间有舞伎四人，两侧有乐队。左侧十五人，所奏乐器有羯鼓、毛员鼓、答腊鼓、鼗鼓、拍板、横笛、尺八、筚篥、笙、贝、竖箜篌，另有一人耍盘歌唱；右侧十三人，所奏乐器有腰鼓、都昙鼓、毛员鼓、拍板、方响、横笛、筚篥、排箫、筝、阮咸，也有一人耍盘歌唱。此图为画面局部，原画中央尚有灯楼一座，舞伎两侧各有灯树一株，场面华丽辉煌，似仿唐代元宵灯节的宫廷歌舞表演。

　　隋、唐两代是中国乐舞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宫廷设置了各种乐舞机构，如教坊、梨园、宜春院、太常寺等，其中的乐工、歌舞艺人多达数万人。士大夫阶层和豪富之家还有很多能歌善舞的官伎、舞伎。这些人中间集聚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献身于艺术创造，将乐舞艺术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我们从敦煌壁画以及各地唐墓出土的乐舞俑即可看到丰富多采的乐舞形象。220窟是初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窟中的乐舞图是驰名中外的壁画杰作。画面上的乐队规模宏伟，奏乐者形象生动逼真，好像使人们倾听到优美、明朗的旋律，观赏到急遽腾旋的舞蹈、歌舞表演。

　　这个时期的乐舞画面一般都在经变故事壁画的中下部，几乎在所有佛座前面都绘有伎乐歌舞的场面，中间有舞伎婆娑起舞，两边有乐队管弦齐鸣。画面结构谨严、对称均匀、色彩绚丽。画中的人物形象虽然都是西方净土中的“菩萨伎乐”或神仙境界中的“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王伎乐”，却都以神化和夸张的艺术形式曲折地反映着隋唐宫廷和富贵人家的乐舞情景。舞者的舞姿非常新颖别致，有爽朗、敏捷的健舞，舒缓、温柔的软舞，托盘散花的飞天，足踏莲花的童子等各种姿态。由于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盛行于世，壁画中出现了众多舞琵琶的形象，如怀抱琵琶、侧身倒弹、昂首斜弹、背身反弹等。这在172窟（盛唐）、112窟（中唐）、12窟、196窟（晚唐）都有所见。反弹琵琶舞伎是擅长舞蹈的奏乐之神，它是以现实生活中音乐、舞蹈艺术的高度发展为依据，由画工们创造出来的乐舞结合的完美典型，富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壁画中还有很多奏乐飞天和奏乐舞伎，如横笛飞天、排箫飞天、拍板飞天、羯鼓飞天、五弦飞天、箜篌飞天、腰鼓舞伎、答腊鼓舞伎等，都是当时各种乐器演奏技巧高度发达的艺术化的反映。乐舞壁画中各种乐队的组织形式、奏乐者人数、乐器品种、排列顺序也丰富多变，画面上还有文献中失载、一时难于命名的各种乐器。总之，隋唐乐舞壁画是一所有待深入探索和发掘的古代艺术宝库。

　　唐代有《破阵乐》，原名《秦王破阵乐》，是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的武功的。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命吕才等人创作，由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表演。此为表现战阵的乐舞，音乐粗犷雄壮。伴奏乐器以大鼓为主。表演时声势浩大，所谓“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敦煌莫高窟217窟北壁“未生怨”壁画中有一习武的画面，共十人，一方五人执矛，一方五人执盾，作搏斗姿态，似为《破阵乐》或与此相类似的题材的舞蹈。日本尚保存有敦煌写卷的《秦王破阵乐》曲谱，相传是唐代石大娘所演奏的五弦琵琶谱。

　　敦煌莫高窟156窟南壁和北壁有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张议潮曾于唐大中二年至咸通二年（848—861）在河西地区率领各族人民起义，驱走了吐番奴隶主，相继收复了河西广大地区，后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约在公元867年前后，张议潮之侄张淮深开凿石窟，并绘此壁画，描绘张议潮出行时的盛况。其南壁出行图题名为：“河西节度使检校……张议潮统军……河西……出行图”，画面中，前面有骑吹八人，分列两侧，各有两人击鼓、两人吹角。中间有歌舞者八人，男舞者着汉族服装，女舞者着吐番服装，载歌载舞行进。后面有十人组成的乐队，所持乐器有琵琶、筚篥、横笛、拍板、腰鼓、杖鼓、笙、箜篌。两边各有一人背大鼓，另一人执槌击奏。仪仗队和护旗卫士骑马缓行。整个队伍，战马成行，旌旗飘扬，浩浩荡荡，甚有威势。此画面使我们看到，晚唐时期的出行仪仗乐队比较汉代骑吹或黄门鼓吹，已有很大发展。除鼓、角等乐器外，尚有更多的其他乐器配合各种歌舞表演。

　　北壁出行图题名为：“宋国河北郡太夫人宋氏出行图”，画面是行进中的乐舞杂技表演。中间四名女舞者，身着花衣，相对起舞，她们长袖飘动、姿态优美。乐队六人，所持乐器有拍板、腰鼓、鸡娄鼓、笙、横笛、琵琶等。前面有一力士，头顶高杆，杆上和横木左右有人表演各种姿态的技艺。旁边有人击拍板、大鼓伴奏。

　　敦煌莫高窟445窟盛唐时期“弥勒经变”嫁娶图中乐舞表演。中间一人独舞，右上方有三人持奏箫、钹、拍板伴奏。

　　敦煌莫高窟172窟盛唐时期《观无量寿经变》图中的乐舞表演。中间舞伎两人，一人击腰鼓，一人反弹琵琶。两侧有乐队，左侧八人，所奏乐器有答腊鼓（揩鼓）、细腰鼓、鸡娄鼓、都昙鼓、横笛、海螺、拍板、排箫；右侧八人，所奏乐器有筝、琵琶、阮、竖箜篌、拍板、箫、筚篥、笙。

　　敦煌曲谱。原藏于敦煌莫高窟17窟内，发现于二十世纪初。曲谱抄写在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即“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文”）卷子背后，共二十五曲。曲谱用宋人所称的“燕乐半字谱”记写，计有二十个谱字，谱字旁另有符号和文字标记，表示音高、节拍等。

　　在敦煌所藏《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写卷背后保存抄写的残谱两行。谱字旁有文字标注“散打四声”、“头指四声”、“中指四声”、“小指四声”等，可能是一种乐器演奏谱。

　　上述敦煌乐舞壁画和曲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音乐的珍贵资料。

　　陕西三原县唐李寿（577—630）墓石椁浮雕线刻乐舞图。第一幅舞伎图。六名女伎分三排，两两相向，缓步起舞。第二幅伎乐图。十二名女伎，分三排跽坐奏乐。所持乐器有竖箜篌、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筝；笙、横笛、排箫、筚篥；铜钹、答腊鼓（？）、腰鼓、贝。第三幅伎乐图。十二名女伎，分三排站立奏乐。所持乐器有笙、排箫、尺八、小铜钹或星；横笛、筚篥琴、筝；曲项琵琶（两件）、五弦琵琶、竖箜篌。唐代宫廷曾根据乐舞表演方式和技艺精粗分为坐、立两部。所用乐器多属于龟兹部乐。此伎乐图明显为分坐、立两种表演形式，乐器品种也大体与龟兹部乐相符，可能属坐、立部伎。坐、立两部的出现年代，文献记载并不一致，依此墓下葬年代推算，应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以前。

　　该墓室北壁有乐舞壁画。五名女伎演奏竖箜篌、筝、琵琶、五弦琵琶、笙。其前方有一舞者，因原画残缺，仅存舞裙飘动的一角。女伎背后站立四名侍女。反映了统治者的享乐生活。

　　陕西西安市郊唐苏思勖墓乐舞壁画。画面中间毛毡上立一舞者，头包白巾，身着长袖衫，腰系黑带，足穿黄靴，翩然起舞。乐队十一人，分列两边，右边前排三人跪坐，奏筚篥、筝、竖箜篌；后排站立两人，一人吹排箫，一人右手向前平伸，未执乐器。左边前排三人跪坐，奏琵琶、笙、钹；后排站立三人，一人吹横笛，一人击拍板，一人左手向前平伸，未执乐器。左右两名未执乐器者，口微张，似在展臂唱歌。此画反映的是当时流行于上层统治者及贵族家庭中的乐舞“胡部新声”。此乐舞原流行于西域，后经甘肃河西一带传至内地，并融合汉族乐舞，盛行于唐开元、天宝（713一756）年间。画中舞者深目高鼻、满腮胡须，是一男性西域人。其服饰、舞姿与唐诗中描述的《胡腾舞》相近。

　　唐三彩载乐驼俑。陕西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三彩是唐代盛行的独特的美术陶瓷。骆驼昂首张口长鸣，驼峰上覆盖毛毯，上置驼架，架面呈一平台，平台上环坐乐俑六人，中间立一舞者。乐俑所持乐器为笛、笙、排箫、琵琶、竖箜篌、筚篥，都是西域人装束。西安西郊的唐鲜于庭诲墓也出土一件载乐驼俑。驼背上四人环坐持琵琶、筚篥等乐器，中间立一老者。骆驼作为“沙漠之舟”，在古“丝绸之路”上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在驼背上雕塑乐俑，则形象地反映了唐代中原地区与西域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

　　传世和考古发现的大量隋唐时期的乐舞俑，反映着当时封建统治阶层的乐舞表演情况。如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乐俑（部分），八人跪坐，演奏筚篥、琵琶、竖箜篌、排箫、钹等。隋代乐舞俑，十人跪坐，演奏竖箜篌、箫、琵琶、笙、钹；二人舞蹈。陕西礼泉县郑仁泰墓（葬于公元663年）彩绘乐舞俑，五人跪坐奏乐，二人舞蹈。舞者穿窄袖衫、短襦。这是盛行于唐代开元（713—741）前后的典型胡服，而俑人皆是汉人，表演的可能是各民族交流融合后的乐舞。唐代胡人乐舞俑，六人端坐持乐器或击掌伴奏，二人舞蹈。唐代乐俑，六人跪坐演奏琵琶、笙、拍板等或拍掌击节，一人站立歌唱。唐代彩绘女舞俑，两少女轻拂长袖，婆娑起舞，姿态优美。

　　五代的绘画作品，为我们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乐舞和器乐演奏的画面。如《卓歇图》中的乐舞表演。五代契丹族画家胡瓌所画。全画描绘北方契丹族的狩猎生活。“卓”是立的意思，“卓歇”即支起帐篷休息。画的是一队游猎归来的人马在途中歇息的情景。画面右上方有契丹贵族对坐宴饮，中间一男舞者，左侧有两人站立弹竖箜篌，三人拍掌击节。画面背景是起伏的丘陵，有辽阔草原的意境。此为原画的局部，画面其他部分是狩猎者和马群经长途跋涉后的歇息场面。画史说胡瓌的作品，“穹庐什物，各尽其妙”，“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此画是古代契丹族宴饮乐舞的画面。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乐舞部分。五代南唐顾闳中所画。顾闳中是南唐中主、后主（943—975）时的画院待诏。他奉后主李煜之命，观察韩熙载的夜宴情景，绘成此画。全画卷共分五段，这是与乐舞活动有关的三段。第一段为欣赏琵琶独奏。画面右侧床上长须戴高冠者即韩熙载，他和宾客们正聚精会神地倾听教坊副使李嘉明的妹妹弹琵琶。《佩文斋书画谱》祖无颇题：“其卷首即与公门生朱锐紫微郎、粲壮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按胡琴”。第二段管乐合奏。五名女伎演奏，两人吹横笛，三人吹筚篥，另有一人击拍板。第三段击鼓舞《六么》。韩熙载击鼓为家妓王屋山表演《六么》舞伴奏。祖无颇题：“公自击鼓，妓王屋山舞《六么》，王屋山俊慧非常，公最怜爱”。舞者右侧有一人击拍板，左右两侧有两人拍掌击节。此画是富贵人家夜宴和乐舞表演的真实画面。

　　《合乐图》。传为南唐周文矩所画。内容是皇室贵族在庭院里欣赏女乐演奏。此为画卷的右半部，右端题记：“唐周文矩合乐图无上神品也”。画卷左半部是听乐的男女主人和侍从。乐队分左右两侧，对称排列。左侧（依观赏者的位置向前看）女乐所奏乐器为琵琶、竖箜篌、筝、方响、笙、细腰鼓、横笛、筚篥、拍板；右侧除以尺八代替筚篥外，其余乐器及排列次序与左侧相同。图中琵琶有四至五个品位，用手指弹奏而不用拨子；筝为十三弦，柱位排列清晰可辨。女乐坐席尾端置建鼓，由一人击奏。此画再现了五代宫廷女乐的奏乐场面。

　　《宫中图卷》中的琴阮合奏。五代南唐周文矩画。画面是三位妇女倾听两个官伎演奏，一人低头弹阮，一人席地鼓琴，神态悠闲自若。原画是一长幅画卷，内容都是宫廷习见的日常活动，表现宫闱生活的某些侧面。又有一幅唐画《宫乐图》，也是官伎的演奏画面。所奏乐器有筝、琵琶、笙、拍板等。

　　《朝元仙仗图》局部。宋代著名宗教画家武宗元（约990—1050）所画。此画描绘道教帝君朝谒天帝的队仗行列，人物有帝君、真人、神将、金童、玉女等。这一画面是奏乐的女仙，所奏乐器有琵琶、五弦琵琶、横笛、尺八、笙、排箫、杖鼓。人物仪态端庄潇洒，服饰堂皇华丽，衣带临风飘扬，似在空中行进。此图为《朝元仙仗》的宋代摹本，在原画上，每个人物旁边都有题字，整个乐队题名“仙乐龟兹部”。此画面可视为一幅经过画家艺术加工的唐代龟兹乐队图象。

　　四川成都五代前蜀王建（847—918）墓石棺床乐舞石刻。棺床高0.84米、长7.54米、宽3.35米。南面四人，东西两侧各十人，共二十四人。每个人的形象都刻在长方形框内。南面正中两框内为女舞者，其余框内均为演奏乐器的女乐。南面两人弹琵琶、击拍板。东面十人所奏乐器为都昙鼓、鼓（未定名）、和鼓、横笛、筚篥、拍板、羯鼓、鸡娄鼓、答腊鼓、毛员鼓。西面十人所奏乐器为羯鼓、铜钹、贝、笙、木叶、竖箜篌、筚篥、筝、排箫、〓。王建父子统治前蜀三十余年，社会环境较中原地区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所以隋唐乐舞能够传播延续至此。这些图象正是五代蜀地宫廷歌舞表演场面的缩影。

　　隋唐五代的伎乐浮雕，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发现。如龙门石窟八司作伎乐浮雕中有两个舞者。万佛洞有伎乐浮雕，所奏乐器为筝、琵琶。北京房山坨里万佛堂伎乐浮雕，所奏乐器为拍板、排箫、筚篥、竖箜篌、阮咸、筝。此外，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也有伎乐浮雕。陕西北郊感业寺遗址曾出土一方唐代青石佛座，其正面刻一“博山炉”和两名供奉僧，其他三面有三组精美的伎乐线刻。

　　唐代传世乐器，有“九霄环佩”琴，全长124厘米。通体髹紫漆，有小蛇腹断纹。琴底龙池上方刻篆书“九霄环佩”，右侧刻“超迹苍霄，逍遥太极。庭坚”；右侧刻“冷然希太古”。“诗梦斋珍藏”。池下有“包含”大印，印下刻“霭霭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苏轼记”。黑釉蓝斑瓷腰鼓腔。全长58.9厘米。鼓身有七道弦纹，遍体黑釉中点缀蓝色彩斑。演奏时两端系绳绷紧革制鼓面拍击。小忽雷，全长47.8厘米，背面刻“臣韩滉手制恭进，建中辛酉春”。大忽雷，全长87.7厘米。这两件乐器相传都是唐代韩滉（723—787）制作。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唐文宗朝（827—840）“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小忽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