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乐器，考古发掘的实物有骨笛、埙、磬、钟、铙、鼓等。如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骨笛。距今约七千年。它是用鸟禽类的肢骨制作的，有的至今仍可吹出简单的音调。最初，可能是先民用它发出的音响诱捕各种飞禽，后来在乐舞活动中作为乐器使用。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过这类骨笛。

　　新疆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曾出土南北朝时期的三孔骨笛（不完整，据推测缺少吹口的一端），似是现代塔吉克族流行的鹰骨笛的早期制品，是研究古代西域音乐文化的珍贵实物。近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骨笛十余件，长约10至20厘米。其中大部分已残损，有一件完好无缺。骨笛有八个按音孔（前七后一），孔圆。以其一端为吹口，可吹奏现代的民歌曲调。此遗址距今约八千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遗物。这类骨笛是我国笛箫类乐器的雏形和远祖，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笛。

　　埙是原始社会出现的吹奏乐器，它的按音孔不断增加，成为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河姆渡遗址陶埙，有一个吹孔，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埙。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埙。此遗址距今约六千年。开闭一个按音孔，可发小三度的两个音。山西万泉县（现属万荣县）荆村出土三件陶埙，为新石器时代遗物。一件呈管形，无按音孔；一件呈椭圆形，有一个按音孔；一件呈球形，有两个按音孔。

　　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陶埙，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夏代遗物。共出土二十余件，大部分是彩陶制品，其中十余件已经残破，有九件保存完好。通高约8至10厘米。这些陶埙的外形均呈扁平的圆鱼形状，顶端鱼嘴部位有吹孔，两肩各有一个按音孔，鱼腹部左下侧还有一个按音孔。埙体多饰以网纹或条纹彩绘。用开闭不同手指组合成六种指法可发四个乐音，构成四声音阶。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埙，埙体呈球形，高3．3厘米，小巧玲珑。其顶端有一个隆起的吹孔，旁开一个按音孔，可发小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苏北地区邳县小墩子曾发现属于同一时期的陶埙。

　　商代的埙多为平底卵形，但也有其他形制的。所用质料有陶制、石制、象牙制、骨制等。如河南郑州二里岗早商遗址陶埙，呈椭圆形，有三个按音孔。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骨制埙，埙体前后刻兽面纹，制作精美，呈橄榄形，有五个按音孔。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陶埙，呈平底卵形，一大一小，各开五个按音孔，可发八个连续半音。后世的埙大都是平底卵形，埙的制作在商代晚期已趋向规格化。

　　磬是打击乐器。它可能源于某种石制片状的劳动工具，如石铲之类。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石制工具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便用来为乐舞伴奏，于是出现了磬。目前所知，早期原始形制的石磬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石磬，系打制而成。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石磬，也系打制而成。两磬为夏代遗物，距今约四千年左右。

　　商代石磬形制多样，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早商时期石磬，磬面经过加工磨制，比东下冯遗址和陶寺遗址石磬已有很大的进步。在罗振玉编《殷墟古器物图录》中曾著录六件石磬，其形制尚未定型，个别石磬有雕刻花纹。安阳殷墟西区墓葬曾出土六件石磬，呈不规则的长五角形，边有一至二个圆孔，有的磬面绘有似鸟或兽状的纹饰。安阳小屯商代奴隶主妣辛（妇好）墓出土两件石磬，属武丁晚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初）遗物。其中一件呈长条形，上窄下宽，上端宽8．5厘米、下端宽12厘米。近顶端有悬挂用的圆孔，在磬身一侧刻有铭文“妊冉（或释作竹）入石”四字。妊冉可能是国族名或人名，入是纳贡之意，意即妊冉入贡的石磬。另一件呈扁平的长方形，磬石黑色，一端成弧形，长25．6厘米，宽6．7至8厘米。磬面雕有鸱鸮形纹饰，鸱鸮作站立状，钩喙大眼，短冠短翅，长尾向内卷曲，爪刚健有力，雕刻十分精美。顶端有一个供悬挂用的圆孔。

　　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大理石制作的虎纹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纹饰是雄健威猛的虎纹，磬体磨平，制作精美，上方有供悬挂用的圆孔。此磬出土时，在其左侧，即该墓椁室西侧有女性骨架24具，都是殉葬的奴隶，而随葬品中还有三个小铜戈（可作舞具用），可能殉葬者中间有音乐奴隶。这类在磬体上雕刻各种精美动物纹饰的石磬在商代墓葬中时有发现，如河南安阳小屯村北、洹水南岸出土一件龙纹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磬石灰色，两侧磬面雕刻龙纹，龙头作张口欲吞状，后肢屈收向前，前后肢之间有蜷曲成圆形的蚕纹。在黄濬《邺中片羽二集》中曾著录一件传世的商代鱼纹石磬。整个磬体呈鱼形，磬面也雕刻鱼形花纹。上述几种石磬制作完美、雕刻图案精巧，线条流畅圆熟，与早期石磬相去甚远。显然，它们都是奴隶主们祭祀和享乐时的专用之物。《诗经·商颂》中有描述殷人祭祀乐舞的诗句：“鞉鼓渊渊，嚖嚖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可知磬在当时是一种主要乐器。这些石磬的悬孔上侧都有磨损痕迹，磬面也多有敲击的痕迹，说明它们都曾久经使用。其中虎纹石磬、龙纹石磬至今仍可敲击演奏，发音浑厚悠扬。 前述石磬都是一件单悬的石磬，后世称“特磬”。商代还出现按音列组合起来的磬，称“编磬”，多为三件一组。如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编磬，磬体有铭文“永启”、“永余”、“夭余”。

　　有学者解释，铭文中的“永”字，即咏叹的“咏”，是歌唱之意。“启”字，《说文解字》、《玉篇》作“开发”解。“余”字，《说文解字》谓：“语之舒也”，是“徐”字、“舒”字的初文。“夭”字是舞者侧首而舞的姿态。磬上铭文“永启”是歌唱开始时的节奏；“永余”是歌唱徐缓时的节奏；“夭余”是舞蹈舒缓时的节奏，表现了以磬伴奏，轻歌曼舞的情景。

　　《周礼·考工记》载：“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参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耑”。书中记述了磬的制作工艺和校音方法，说明磬的各个部位均有专门名称和固定的比率。它们是古代工匠长期制作石磬的经验总结。古代最为常见的石磬是上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或近于直线；或上下均作倨句形。磬的质料大多是石制，也有玉制或铜制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世的战国时期铜制编磬，六件一组，至今仍可敲击发音，其音质纯美、音高准确。磬在后世主要用于统治者宗庙祭祀和朝聘、宴享等仪礼活动。磬和钟作为乐器和礼器，是统治者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钟是打击乐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陶钟、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陶钟，均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可能是铜制钟的前身。

　　据《吕氏春秋·古乐篇》、《礼记·明堂位》、《山海经·海内经》等文献记载，钟是由垂或鼓延制作的，说明它出现的年代是很久远的。这两件陶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钟形态的乐器，特别是长安客省庄出土的一件，其形制更为完整，钟体呈长方形，上有实心的直柄。它与商代的铜铙也很相近，故也可以称之为“陶铙”。商代铜铙有两种形制，小型铜铙都在河南发现，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件一组的铜铙，安阳大司空村312号殷墓出土三件一组的铜铙；殷墟妇好墓出土五件一组的铜铙，形制为短体、短柄，其口在上，柄在下，可植于座架上演奏或拿在手中演奏，即所谓“植鸣”或“持鸣”。另有一种重达数十公斤的商代巨型大铙，则只能植于特制的座架上演奏。这种大型铙，又称作镛。小型铙，有人称为钲、铎或执钟，它们是后世钟的前身。早期的铜钟实物发现于陕西地区，如长安普渡村出土三件一组的编钟，为西周中期穆王时期遗物，以后在西安张家坡、扶风庄白、宝鸡竹园沟、茹家庄以及蓝田等地均有发现。钟的柄在上，口在下，是悬挂起来敲击的，即“悬鸣”。甬钟、纽钟都如此。当然，钟、铙在奏法上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如历代青铜器著录中收录有带穿孔及环、干的商代铜铙，似也可悬鸣。而有的甬钟，甬部很长，而又设环或干，似可植可悬。总之，在不同地区发现过不同时期多种样式的钟类乐器，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演变关系。陶钟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钟类乐器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钟依一定的音列组合在一起，称为编钟。考古发现的早期编钟为西周中期制品。如陕西长安县普渡村出土三件一组的编钟。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编钟，已达十三件，其音高可构成完整的十二律半音音阶，是春秋至战国之际的制品。同墓还出土了此套编钟的钟架（残），揭示了古代钮钟的悬挂方法。

　　铙也是铜制打击乐器。河南安阳殷墟多次发现三件一组的编铙，如大司空村殷墓编铙。殷墟妇好（妣辛）墓出土有五件一组的编铙。在湖南宁乡，浙江长兴、余杭，江苏江宁等地发现一种巨形大铙，需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敲击。如湖南南宁乡杏村湾师古寨出土的象纹大铙，重达65．65公斤。

　　商周以来出现多种形制的鼓。鼓面用蛇蟒等有鳞甲动物的皮制作，也可用〓皮（扬子鳄）或牛羊皮制作。《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乃令〓先为乐倡，〓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在古代神话里，把〓或龙（蛇）当作音乐的发明者。这个故事说明用这些动物的皮作为鼓面而制作的鼓在音乐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考古发现的木鼓因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但曾发现有仿照木鼓制作的铜鼓（不是流传于我国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如传世的双鸟饕餮纹铜鼓，相传出土于河南安阳，鼓面乃仿鳄皮。湖南崇阳出土铜鼓，鼓面仿牛羊皮。两鼓均为商代晚期制品，是研究商代鼓的珍贵资料。

　　近年在湖北江陵望山、雨台山楚墓以及葛陂寺、拍马山楚墓，多次发现制作精美的虎座鸟架鼓。鼓座是一对伏虎，尾不相连；一对鸟相背立于座上，木鼓悬挂在双鸟之间。鼓座、鼓腔绘有色彩绚丽的图案。在一幅战国时期刻纹燕乐画像椭桮的花纹中，可以见到一人跪地作持槌击鼓状，旁边有一面鼓，鼓座就是两只相背的鸟，鼓悬在双鸟之间，是鸟架鼓在乐舞活动中使用的生动图象。